诸言者说

VIVA 说:

但问题是，工资福利待遇的问题在岗位调整时两边行政领导应该以人为本主动协调安排的

VIVA 说:

我们现在变成乞丐了，上完课后就盘算着如何去跟领导讨钱

老王 说:

是啊，人多才有力量，找完了，回来就开心点

VIVA 说:

已经找了几次了，说起来领导就打哈哈

VIVA 说:

回头又什么也不动

老王 说:

把这当成经验吧

老王 说:

耐心点，多找几回

VIVA 说:

当经验又如何呢

VIVA 说:

只能如此了，好在有8个人

老王 说:

人生有各种各样的体验嘛

VIVA 说:

下个星期我们准备又去找书记

VIVA 说:

朱学勤曾说过，中国是个最磨人耐性的国度

VIVA 说:

现在我算有切身体会了

VIVA 说:

哎呀还得继续谈啊

老王 说:

是啊，要学会苦中做乐

VIVA 说:

也没什么呀

VIVA 说:

只是聊起来上火

VIVA 说:

转头就忘了

VIVA 说:

老婆说我这人有点没肝没肺

老王 说:

找的时候好好找，找完以后就忘了吧，不行再找，就这样了

VIVA 说:

是的

VIVA 说:

只有如此

老王 说:

那老发火谁受得了

VIVA 说:

这些当官的完全不顾别人的死活

老王 说:

他们也有难处吧，大家都是人

VIVA 说:

有个鬼难处

VIVA 说:

只要坐到一起谈双方行政交代一下，什么钱由谁出可以了

VIVA 说:

问题是这些鸟人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VIVA 说: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老王 说:

他们都不想出钱？

VIVA 说:

可能吧

老王 说:

所以你们要坚持，否则就拿不到

VIVA 说:

是的

VIVA 说:

问题是这些本是我们的合法权益

VIVA 说:

但没人管这些

VIVA 说:

又不能用法律解决

VIVA 说:

否则在这种传统事业单位以后就别混了

老王 说:

还不够上法庭的，只是磨人的事

VIVA 说:

够的上，我也不能上啊

VIVA 说:

我要上了，即使胜诉，下来我也得立马走人，否则我还不得受小鞋气。

VIVA 说:

那真是要应了湖南嘉和县流氓书记的那句话：

VIVA 说:

我影响他一阵子，他得影响我一辈子

VIVA 说:

所以还得老老实实的磨啊，磨啊

老王 说:

唉

VIVA 说:

唉

VIVA 说:

这就是世道的冷暖啊

VIVA 说:

象我这么温柔的人又如何看得惯哦

老王 说:

还有很多事没有经历呢，消消气吧

VIVA 说:

是的

老王 说:

怎么用温柔形容自己，一个男人，哈哈

老王 说:

不过，我觉得温柔的男人还是不错的，哈哈

VIVA 说:

我很敏感的啊

VIVA 说:

我自己这样认为的

VIVA 说:

你对世界有疏离感吗

老王 说:

有时候有，一般不会有

VIVA 说:

我会经常有

VIVA 说:

就是冷眼看世界的那种

VIVA 说:

特别一个人坐车的时候，恍惚一下，就掉到那种状态里去了

VIVA 说:

你上课会不会讲到某些事情时把自己感动了的

老王 说:

会的，有时候想掉泪

VIVA 说:

啊，是呀，说着、说着，突然被自己说的事感动了，眼眶立即有湿润的感觉

VIVA 说:

哈哈，就赶快叉开话题，把感觉憋回去

VIVA 说:

生怕不能自持

老王 说:

是啊，如果真落泪了，一次还可以，总这样好像不大好

VIVA 说:

一次也不行

VIVA 说:

否则不丢死人啊

VIVA 说:

当然这种状况也只是偶然有啦

老王 说:

是啊

VIVA 说:

我大概遇到过三次，都是赶快回过神来了

老王 说:

挺多啦

VIVA 说:

这还多啊

VIVA 说:

我都做臭老九这么多年拉

VIVA 说:

但我觉得学生是能感受得到你的语言感染力的

老王 说:

是的，学生其实蛮公正的

VIVA 说:

是啊

VIVA 说:

如果一个老师说的话连自己都不信自己、连自己都不能被打动，那就别指望学生感兴趣了

老王 说:

是啊

VIVA 说:

虽然你好象讲的很有逻辑一样，但这只是伪逻辑，没有任何征服力的

VIVA 说:

学生能从你说话的气势、连贯性和肢体语言上感受到这点。

VIVA 说:

哈哈，我感受还蛮深刻的吧

老王 说:

又自我感动啦，现在哭了没？

VIVA 说:

切

VIVA 说:

我说的是自己真实的职业体会啊

VIVA 说:

说实话我很喜欢做大学教师的，只不过有点穷，没办法而已

老王 说:

我知道，我只是幽默一下，大概时机不对吧

VIVA 说:

你是不是现在把我当做一个心理辅导对象啊

老王 说:

没有啊，但我得配合你的情绪啊，把你当辅导对象就不会幽默了。

VIVA 说:

你知道为什么我想起说这些吗

老王 说:

不知道啊，为什么？

VIVA 说:

因为这几天给学生上法律基础

VIVA 说:

有几次上完后学生都主动鼓掌

VIVA 说:

我当然很欣慰啦

VIVA 说:

后来我一反思，发现凡是我上课讲了真话、按照自己的思路一气呵成讲下去的，学生基本都会主动鼓掌

老王 说:

你从工作中体验到成功得感觉啦

VIVA 说:

那倒不至于

老王 说:

恭喜你啊，看来法律你是搞对了

VIVA 说:

也不是啊，我以前上道德课的时候，学生有时也会主动鼓掌的啊

VIVA 说:

不过，我是清醒的知道这个行当的穷酸的

VIVA 说:

特别是这种课的不值一提

老王 说:

不明白，争取当成大律师吧

VIVA 说:

总之我的嘴皮子看来还不赖

VIVA 说:

哈哈

老王 说:

教师的穷酸有历史原因，以后应该会改观的吧

VIVA 说:

但愿吧

VIVA 说:

好了，我要去干活了

老王 说:

我相信有志者事竞成

VIVA 说:

打扰你了

老王 说:

好，88

VIVA 说:

但愿

VIVA 说:

88

 

以下是与一个朋友聊天的记录，因为谈到我近期生活的一些真实感受，所以决定放在这里做为存照。另外，这次聊天中还闲扯到了一个人事处长先生与一位博士后小姐PK的时事，因为未经确证，特删除！

VIVA 说:

你好啊，大姐

老王 说:

你好

VIVA 说:

刚才一个亲戚咨询了一个案子，我上个月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但我想当然的回答了，后来发现意见有错误。

VIVA 说:

郁闷吧

老王 说:

来得及纠正吧？

VIVA 说:

找了一个其他的理由给他回了个电话，顺便改过来了。

老王 说:

纠正了就可以了，刚开始这样人家可以原谅，正好给你提个醒。

VIVA 说:

我现在正在写总结

老王 说:

总结什么？

VIVA 说:

总结咨询的处理情况啊

VIVA 说:

每次咨询完了我都要写的

VIVA 说:

包括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和分析；我处理时的临场评价等

VIVA 说:

那个问题我上个月做过一次咨询的，只不过一个涉及侵权赔偿与保险赔偿的关系，一个涉及侵权赔偿与工伤赔偿的关系。

VIVA 说: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法律了

VIVA 说:

尽管还没换到钱

老王 说:

喜欢就好，钱等着你去换

老王 说:

来得时候很容易的

VIVA 说:

做咨询也很有成就感啊

老王 说:

你这样的状态为你高兴，哈哈

VIVA 说:

学以致用这样才有知识的质感啊

VIVA 说:

学哲学不会有这种质感

VIVA 说:

谢谢哦

VIVA 说:

你看到我名字下面的话吗

老王 说:

哦，刚看到，怎么？人身上海很多吗？

VIVA 说:

受伤什么的

VIVA 说:

骨折啦做手术花了钱自然想让对方赔

老王 说:

我是说人身伤害很多吗？

VIVA 说:

也不啊

VIVA 说:

只最近连续遇到两个咨询人身伤害的，今天这个也是啊

老王 说:，

那你是想告诉大家你最近在做什么

VIVA 说:

没有啊，瞎写的

VIVA 说:

想到啥写啥

VIVA 说:

明天也许改掉了

VIVA 说:

上午我还写到有人用大哥大呢

老王 说:

是啊，我看别人写，我也想写点，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

VIVA 说:

最近尽遇怪事

老王 说:

？

VIVA 说:

昨天晚上从闵行回来在1号线上见到一个人用大哥大

VIVA 说:

哈哈当时惊奇哦

老王 说:

是够惊奇的！

VIVA 说:

坐那人隔壁的小伙立即笑起来，还赶快叫自己的女朋友

老王 说:

哈哈

VIVA 说:

问题是今天从瑞金回家在1号线里又见到了一个人在用大哥大

VIVA 说:

真出鬼

老王 说:

啊哈

VIVA 说:

大哥大用模拟信号可模拟网几年前取消了，你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吗

老王 说:

不知道，你见得比我多啊，我一个也没见过

VIVA 说:

哈哈

VIVA 说:

我也不知道的

老王 说:

大概是样子像大哥大而已，复古吧

VIVA 说:

哈哈你猜对了

VIVA 说:

昨天回来跟老婆说，老婆才告诉我是怀旧啊

VIVA 说:

我老婆大人说有些人怀旧，把手机芯装到大哥大外壳上去

VIVA 说:

与“新天地”的改造属于同一原理。

VIVA 说:

你们这次发福利了吗

VIVA 说:

我们倒霉透了

老王 说:

什么福利，我们什么都不会有？

VIVA 说:

三节合一，一分钱福利都没有

VIVA 说:

倒

老王 说:

教师节以别的名义表示了几百，哈哈

VIVA 说:

以前我们在原部门都有的

VIVA 说:

现在去了那边，那边发了两千，我们几个一分没有。

老王 说:

那才委屈呢，唉

VIVA 说:

这次岗位调整让我彻底看透了这个社会上的官老爷是很黑的啊

VIVA 说:

一件很正常可以完成的事情现在变成了只有通过吵架才能解决的问题

老王 说:

是啊，很多事情经过了才会知道

VIVA 说:

总之说来话长，以后有机会见面再跟你倾诉啊

VIVA 说:

哎呀，我都要去你那里做心理辅导了

VIVA 说:

太郁闷了

老王 说:

那我可要收费的，起码饭钱茶钱是要你付的

VIVA 说:

倒

VIVA 说:

我现在收入猛降20%

老王 说:

那你想想办法，律师好好做吧

VIVA 说:

哈哈

VIVA 说:

鬼知道

VIVA 说:

可能真的正常后，收入也不会降

VIVA 说:

工资收入有多少，不真正彻底融入单位是没法知道的

老王 说:

是的呀，时间久了就理顺了，不过单位大了主要还得看部门

老王 说:

各个部门可能不一样

VIVA 说:

真可恶，工资收入本来我们最关心的问题，现在却成了行政人员背地里弄，根本不让我们知道

VIVA 说:

好象一涉及到钱，行政口子就变的讳莫如深起来，却忘了受影响最大的是我们普通教工

老王 说:

在我们单位这些都是透明的，我们单位还是有一些民主的

VIVA 说:

我们以前也比较透明的

VIVA 说:

现在我们夹在中间，有些到底哪边发，扯皮了，谁也不管

VIVA 说:

哎呀提到这事情就窝火

老王 说:

你们自己应该管啊

VIVA 说:

我们怎么管？所以我们现在到处去交涉

老王 说:

自己窝火有什么用啊，别整这没用的

  

       维特根斯坦说：“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是这样的。”《逻辑哲学论》6.44.）他说的是对待世界的态度。世界就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都置身其中。对于这个世界，它真正的神秘之处不在于它将会怎样；而是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对“这样”发问，而不是对“怎样”发问，或许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路径，也代表了面对同一世界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主观体验。对怎样的发问前进为一种向外的、扩展的、理智的、科学的方向；对这样发问，则让人对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世界万千保持一点基底的神秘与新鲜感，让人不至于麻木。在这个基础上再前进一步也许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天人合一的体验了。

      在我个人看来，维特根斯坦的这句话同样可以适用于人生、婚姻等等重大主题上。而且如果真的能在人生的领域中领悟并贯彻这句话的义理，那对于我们合格地走过这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是大有裨益的。想想看，今天我们大多数成年人或许都在婚姻的围城里浑浑噩噩地度日，热恋时的激情早已荡然无存。又或者早就同床异梦，各打各的鬼主意了。但又有几人想到过，这毫不起眼、鸡毛蒜皮、平庸的有点无法让人忍受的婚姻生活实在是人生中的最大奇迹。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从彼此陌生到宽衣解带、同上一床，这期间要经历多少的选择才能撮合成婚后的平庸。更为重要的是，这诸多的选择在当时的人生点上双方大多都是有多个选项的，只要在其中的一个点上，其中的一个人做了一些别样的选择，那么很有可能这两个人就永远也不可能相遇，更别遑论什么步入婚姻殿堂了。但人生就是这样的奇怪，这个男人、这个女人却都没有做其他的选择，而是顺着命运的导引，经过不停的选择，逐步的靠近，直到最后赤裸相对。所以如果有人对现在的婚姻平庸已感厌倦，那么不妨静心下来好好回顾一下你们两人整个人生轨迹，你就会惊讶地发现你们能走到一起这样平庸地生活，实在是你人生中的最大奇迹。你对它的解释也只能归结为“命中注定”这四个字。冥冥之中，一切仿佛自有天数。这种天数甚至可以在地图划出来。拿出一张地图，把你和你爱人从出生到结婚为止的双方迁徙的地点都划出来，你可以看到起点是那么的遥远；终点却是在一张不足4平米的床上重叠。面对这样的地图轨迹，我们很难不发出感叹：这他妈的实在是个奇迹！

  婚姻总是会回归平淡的，就象我们必然老去一样。我们要做的或许就是从婚姻开始之日起就以维特根斯坦式的态度来回顾我们的相遇与结合。以一种神秘敬畏的心来度过婚姻生活的每一天。这样我们就能发现对于婚姻而言，平凡就是奇迹！

7月11日，保外就医的前国际级足球裁判、“黑哨”龚建平因患血癌并发肺炎在304医院去世，时年43岁。他的死换来了中国媒体一声长长的叹息。虽然泱泱中华，礼仪之邦，素有为死者讳的优良传统，但有关龚建平之死的报道却远远超过了为死者讳的程度。稍稍浏览一下各家报道，“替罪羊”、“不公平”、“可怜”、“悲剧人物”、“奇案”之类的词汇俯拾即是。更有甚者，其遗体告别仪式上的那幅对联直书：“人垂泪天降雨天人共悲旷世奇案皆知晓；卧花丛弃俗世众友相送早成倦。”

我们能理解生人已逝给家属和朋友带来的悲痛，可我们无法理解的是龚建平死得真如此冤屈，以至于感天动地，就差六月飞雪了嘛！

窃以为，龚建平的死是窃钩者的死。《庄子．胠箧》曰：“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窃钩者死了，窃国大盗们却还活得脑满肠肥、活蹦乱跳。于是，人们愤怒了！

但我们真的应该愤怒吗？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区分清楚两种公平。一种可以称其为内在公平，即窃钩者的窃钩行为本身是否受到了不公正的处罚。第二种可以称为外部公平，即窃钩者所受惩罚与窃国者所受惩罚是否成比例。如果某位公民在这两方面都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也就是说他本不是窃钩者却遭到了惩罚，而那些真正的窃钩者、窃国者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偷着乐，那么我们应该愤怒，出离的愤怒，甚至拍案而起、揭杆云集。但如果一个人只是在后者上遭遇不公而前者并无大问题，那么我们不应该愤怒，而是感到悲哀。窃钩者龚建平就属于后一种情形。

显然，内在公平是行为内部罪与罚的比较，外部公平却是不同行为受罚的比较，二者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扫黑斗士”陈培德说：“龚建平受到的待遇是不公平的，他不应该是第一个受法律制裁的受贿裁判，更不应该是惟一的一个！”陈所说的公平就是一种外部的公平。龚建平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而其他罪行更严重的“黑哨”却逍遥法外。两厢比较，落差过大，于是人们认为龚建平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死得比窦娥还冤；进而甚至觉得龚建平的犯罪是情有可原的，社会没必要让他付出如沉重的代价。曾揭露龚建平罪行的《黑哨》作者杨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坦言：“在那样一个即使是好人也要变坏的圈子里，他犯的不是不可饶恕的罪，因为换了你我或者别人，谁都不能保证能抵挡那种诱惑。”

的确，杨明的话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社会现实，即社会环境的不道德性在制度缺失的情况下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潜规则压力，迫使人走向犯罪道路，由此引发大量的外部不公平现象。这的确是我们社会的悲哀！但要记住的是，我们不能过分夸大这种不道德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力，甚至把它当作自己犯罪行为的借口。要是人人如此自暴自弃，人人因为社会不公就放弃自身的操守，那么这个社会用不了多久就会倒退到野蛮状态之中去。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周敦颐以莲喻君子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我们在窃钩者龚建平身上没有看到这些，那有什么理由让我们如此卖力地为他喊冤招魂鸣不平呢？

不错，龚建平成了某些人的替罪羊，但如果因此得出结论，认为龚建平的犯罪全是社会的错，那社会不也成了龚建平的替罪羊了吗？所以对社会不公的批判不等于对有罪之人的同情，二者并不具有通约性。对社会不公的质疑没有转化为变革社会的动力，反而成了同情罪人的导火索。这种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中，起码是很不正常的。现在提倡保护弱势群体，这是我们社会的进步，不过却也产生了一个矫枉过正的倾向，那就是不问皂白，逢弱必挺。这种风气还是少一点为好。我们提倡理性的保护，而不是情绪的逆反。愈演愈烈的为罪人喊冤之风，可休已！　　　　　　　　　　　　　  2004.7.18

对于我国的历史，钱穆先生有一个很独特的见解，即中国传统社会从战国时期开始就逐渐走向了一个“平等”、“自由”和“法治”的平民社会。这个观点在《国史大纲》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史学著作中都一再的出现，甚至可以说它构成了先生历史观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先生认为：“经过战国二百四、五十年的斗争，到了秦始皇二十六年灭六国，而中国史开始有大规模的统一政府出现。汉高称帝，开始有了一个代表平民的统一政府。武帝以后，开始有了一个代表平民社会、文治思想的统一政府；中国民族的历史正在不断进步的路程上。”（钱穆《国史大纲》）

钱穆先生的这个观点可能与我们通常的历史观有很大的出入。按照通常的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皇帝集权、朕即天下的社会。而且这种集权的趋势，无论是就一个具体的王朝而言，还是就整个两千年的王朝史而言，都是呈加速度前进的，越到晚期，集权越严重。易中天先生在《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中将这种集权趋势概括为三种表征：一是皇帝私人性质的“宫廷”越来越侵夺国家公共性质的“朝廷”权力；二是“皇权”不断支解、侵夺“相权”，直到最后彻底取消宰相之职；三是中央持续派员监察地方，导致地方行政级别逐渐由秦汉的两级演变成了满清的五级。也就是说，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地方的权力不断往中央收、中央的权力不断往皇帝手中收。皇帝就象一个巨大的虹吸管样不断地攫取权力，当这种权力攫取导致巨大的社会灾难并难以为继时，改朝换代的时刻就来临了。等到新的王朝站稳脚跟，新的一轮集权过程又周而复始了。这样的社会，难道还存在什么“平等”、“自由”和“法治”么？

对此，我们不妨存疑。但身为大家的钱穆先生自然不会胡说。而且从历史的表象上，我们的确可以观察到先生所指出的那种平等化趋势。人所共知，我国的历史到秦是一大转变。始皇帝天下混一、以郡县取代封建。这一国家结构上的革命性变革实际上意味着中国贵族阶层末日的到来。打那以后，敲打世袭势力成了皇帝陛下的必修课。到晋以后，世袭门阀贵族就基本上烟消云散了。科举制的实施则进一步瓦解了世袭的势力，推动了政权的开放，加强了社会的流动性。这一切的确给人一种日益平等、自由的感觉。

因此，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传统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政治集权化和社会平等化，这一对表面上看来是势不两立的矛盾竟然很奇妙地混合在了一起。我们该如何来理解这种奇妙复杂的历史辩证法呢？

实际上，政治集权化与社会平等化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政治集权化恰恰需要社会平等化。没有了社会平等化，政治集权化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对于皇帝来说，为了集权，他必须竭力铲除一切社会力量和组织。其结果就是整个社会扁平化、散沙化，贵族阶层不见了，武士阶层不见了，宰相不见了，社会机体中可能制肘皇帝集权的一切藩篱都被逐步清除。剩下的就只有君臣关系了。在这种君臣关系中，亿万民众都以原子化的方式生存着，他们都赤裸裸地、孤立地直接暴露在皇权的聚光灯下。除了高高在上、凌驾一切的皇帝之外，社会上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臣民”。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农民与一个宰相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一个农民很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个宰相也很可能“朝为庙堂首，暮成阶下囚”。而这一切都取决于那神秘莫测的圣意。

当然，从今日之观点来看，这种所谓的“平等”、“自由”是一种大家都一样做奴隶的平等和自由，是一种铲除一切以便集权的平等和自由，是一种伪平等和伪自由。而且为了实现这种皇帝治下众生平等的“王道乐土”，皇帝不得不依靠一大批行政官僚。出于刺激这些行政官僚工作积极性的考虑，皇帝也不得不赋以他们若干的特权，由此便造成了一个表面平等实际上特权丛生的社会局面。对此，近代中国人应该是有切肤之痛的，它发展到极至就成了郑也夫先生在《信任论》中所说的“全权主义”社会了。所以，按易中天先生的说法，钱穆先生所说的“平等”实际上是“平抑”、“均等”；所说的“自由”实际上是“平铺”、“散漫”。而在这种均等、散漫的社会中，社会治理不得不依靠王法律条来办事，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说的“法治”了。

也许有人不同意这种理解。不过，近代世界史可以为这种理解提供一些反面的佐证。我们知道，在通常的所谓进步观念中，落后的封建等级制是自由民主体制的死敌。西欧各国在建立近代民主制度的过程中都曾经猛烈地抨击过封建等级制度。但是我们细心的反思一下这些国家的民主历程，就会发现恰恰是封建等级制盛行的西欧成功地完成了民主体制的转变。还有，封建等级制同样严重的近代日本也完成了民主体制的转变。反到是象我国这样封建等级制传统早已消亡的国家（我国主流史学把从秦汉至明清的中国历史称为封建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生搬硬套的概念错误）迟迟无法完成向民主体制的转换。这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实际上，封建等级制虽然不会造成皇帝治下众生平等的“美好”图景，但与民主体制却是暗通款曲的（历史再次展现了有趣的辩证法！）。从这个意义上讲，秦汉郡县以后的历史就未必是钱穆先生所称道的“中国民族的历史正在不断进步的路程”了。

1880年，伊藤博文派人前往英国，征询斯宾塞对于日本改革的意见。当时斯宾塞就认为，日本的等级制传统是日本改革的一大优点。“日本将在‘长辈’的领导下稳步前进，并可克服很多个人主义国家中无法避免的种种困难。”（《菊与刀》，P56）而在本尼迪克特看来，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日本政治家“拒绝一切废除等级制的思想”，而只是根据需要改造封建等级制。

为什么封建等级制更容易“改造”成民主体制呢？这是因为面目可憎的封建等级制恰恰暗含着建立民主体制所需要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环境。这个价值观念和精神环境用日本人的概念来讲就是“各安其份”，用孔夫子的话来说就是“礼”。从表面上看，“各安其份”的“礼”是封建贵族用来约束、统治自己臣民的，但实际上“礼”的确立也为统治者本身划定了行为的界限。这些界限既存在与臣民与领主的关系中，也存在领主与君主的关系中。在上者虽然享有巨大的权力，但他们的行为同样不能超越“礼”所规定的限度；在下者虽然卑贱如野草，但在“礼”所规定的限度内仍享有个人自由。因此它实质上就是一种分权设计，是对社会最高权力的限制，尽管这种限制在最初可能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但只要这种各安其份的制度传统还在，在下者就可能随着力量的壮大而逐步扩展这种限制。关于这点，最典型的正面例证大概要算英国了，最典型的反面例证则非中国莫属。在这种各安其份、各守其礼的社会制度背景下进行民主革命，革命者要做的只是把限权的目的从维护封建贵族的自由转换到维护所有个体的自由上，而对于民主体制所要求的对最高权力的限制，社会则甚少抵制，因为他们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做的，并为此形成了许多制度和惯例。这些制度和惯例略加改造，就可以很平稳地过渡为民主分权体制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大多是一些保守人士的缘故）。因此，我们才看到，“各安其份”的日本走向了民主，“礼崩乐坏”的中国则直到今天还在集权的泥沼里继续着平等的假象。

 

上海女人柳妈最近吃了官司。官司的起因是她老娘攒了一辈子的那点血汗钱。就在小半年前，S老太，也就是吴妈的老娘，撒手人寰、驾鹤西去了。她的离去并没有给她的三儿三女带来多大的悲哀，反倒是留下了一堆的麻烦，因为他们在为如何分配老太的遗产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这遗产原本不多，但好歹拿在手上也可以贴补点家用，所以兄妹们都有点互不相让的意思。现在，老娘的存折已经在大哥手上了。这既成的事实让大哥说话底气很足。按照他的意思，存折上的钱是老娘生前赠给长子长孙的，其他兄妹无权分割。兄妹们当然不吃他这套，一纸诉状就把大哥告了。柳妈排行老末，有点不忍心看到手足反目，所以就没有去当原告。法院问她是否愿意放弃自己的继承权利，柳妈不答应。于是，柳妈就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到了这场官司中来。

打那以后，柳妈就开始等着开庭了。光阴荏苒的很快，日月还是象城市的白领一样赶着去上班。不知不觉，一个月过去了。柳妈没有等到开庭，却收到了一纸判决。判决书上赫然写着：第三人柳XX“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故本庭作出缺席判决如下……

判决的结果是确认大哥控制的存折属于S老太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原则由包括柳妈在内的五位兄妹平均分割。这个结果按说是皆大欢喜的，其他兄妹也都答应。但柳妈是个认死理的人，有点上海“秋菊”的味道。她很纳闷，自己好好地坐在家里等开庭通知，怎么就成了拒不到庭了呢？难道是自己老年痴呆了？她拍着自己已经从保洁员岗位上光荣退休下来的脑袋，努力地回忆着刚过去的这一个月，最后得出了一个清晰的结论：法院搞错了。对此，她觉得很不理解、很冤枉、很委屈，很不爽。她打定了主意，一定要讨个说法。她的不屈不饶终于让这个比芝麻还小的CASE摆到了中级法院的案板上。

作为二审法院，中级法院的素质明显高于区里那些混饭的。他们一开庭就发现了一审的纰漏，确认一审没有通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柳妈参加诉讼，属于严重程序违法。但是，事情总是要一分为二地讲。在终审判决中，二审法院认为，一审虽然程序违法，但判决本身并未影响到柳妈的实体权利，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柳妈很失望。当她拿着终审判决来到我的办公室时，这种失望明显地写在她的脸上。现在，她对法院的不理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浓度。她象喝醉了酒样反复地问我：“阿拉没得到开庭通知、一句话也没讲，那能就判对了呢？”

柳妈的疑问是很了不起的，它触碰到了司法公正的一个根本问题，即：程序公正的优先性问题。在柳妈的这个案子中，二审法院维持判决的直接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该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三）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二审法院的逻辑是：先根据第（四）项认为原判决虽违反程序但并未影响到案件正确判决，所以不用发回重审；接着根据第（一）项认定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然而，一个连柳妈都看出来了的问题是：在明知一审判决严重违反程序的情况下，二审法院根据什么就得出了一审判决并未影响到柳妈实体权利的结论？对于这个问题，二审判决没有作出任何一点解释。也许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对遗产的平均分配符合继承法对法定继承的一般规定，所以是正确的。但它却忘记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个平均分配的一审判决是在彻底剥夺柳妈诉讼权利的情形下做出的。在整个一审过程中，柳妈没有应诉、没有申请回避、没有提交证据、没有参加法庭调查辩论、没有表达是否愿意调解的意思，程序公正无从谈起，但判决结果却对其实体权利做出了安排。这个安排，二审法院竟然认为是正确的。

这说明，与一审法院惘顾法定程序一样，二审法院也同样极端忽视程序公正的重要性。身为法官的他们，竟然忘记了程序公正才是诉讼法的核心精神。实体公正只有在程序公正的前提下才可能达到。事实上，离开了整个审理过程的程序公正，任何人，包括高高在上的法官，都不可能事先知道所谓实体正确的判决到底是什么。

正是由于漠视程序公正，二审法院才不自觉地误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立法本意。第（四）项规定：“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它所要强调的是“程序违法”与“正确判决”之间的逻辑关联性，即原判决程序违法越严重，其对案件正确判决的影响就越大，原判决就越应该撤消、发回重审。而对于象柳妈这样诉讼权利被一审法院彻底剥夺的案子，那就只能100%地撤消原判、发回重审。然而二审法官却不是这样做的。他们事先把自己预设为全知全能的上帝，根据自己心目中先入为主的观念得出所谓的“正确判决”，然后告诉象柳妈这样傻忽忽坐在家里就等到了判决的当事人说：没关系，你虽然没有行使诉讼权利，但判决还是正确的，好歹认命了吧。而就是在这种“正确”和“认命”中，冤假错案诞生了。

柳妈的这个案子让我再次看到了真正的司法精神，哪怕是在屁大的CASE上，离我们也是多么的遥远。柳妈是个执着的人，她不认命，她已经向高院提出了再审申请。高院是否接受还是一个未知数……

 

 

 

 上个星期五去上师大，顺便逛了一下大夏书店，买到了一本好书《浙江发生了什么——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这个周末除了去慕道班以外，时间差不多全用来看这本书了，还有1/3没看完，就忍不住想写点啥了。
  《浙江发生了什么》是一本抵近基层直接观察、描述并思考中国当代民主的书。作者是《经济观察报》的首席记者郭敬平。虽然整本书在逻辑细节上略显粗糙，文笔也有些生涩，文字更有大段重复之嫌疑，但这一切都不能掩盖作者观察的敏感和思考的深度。读了这本书，爱好民主、追求民主的人们或许能够更深切、更踏实地思考中国民主之路到底该如何走的问题。
    许多民主人士言必称美，强调民主制度的普世性，关注政治领域的民主进程，这当然很难说有什么过错。但现实是在中国如此地鼓呼民主很容易四面树敌，被民众和政府唾弃，结果是民主更难以得到实现。如此恶性循环，最终让民主价值变成了象牙塔和书斋里的道德自恋。若想切实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我想，我们真的要放弃那种民主绝对主义的态度，平息自己对高调民主的过分狂热，秉承一棵宽容和妥协的心来观察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如果我们从一种所谓的民主绝对标准出发诅咒现存的一切，那么我们最终的归宿可能就只有历史的垃圾堆了。正如作者所表达的，只要我们放弃绝对的态度，认真打量周遍的社会生活，我们会发现：“20年来中国民主政制已在不声不响中，走出了很远的一段路，尽管它尚不符合一部分民主人士的预期。”
    在这本书里，作者以浙江作为观察对象，对浙江这20多年的村社民主做了一个重点的勾画，并试图来揭示其中可能蕴涵的中国民主之路。在大量的一手资料中，在一个个有血有肉、甚至裹挟着阴谋、黑金、谎言、野蛮、强权、冲突、喋血的事件中，作者最后发现了浙江民主生活中的“自发秩序原理”（哈耶克）。在他看来，得益于高速发展、全面开放的私营经济，私营企业主阶层正在形成，普通公众的公民意识也在觉醒。在他们的推动下，一个公民社会正在缓缓绽放，虽然现在看起来脚步还是那么的蹒跚。而这一切正是民主得以稳固确立的基础。所以，对于中国民主的未来，作者表达了一种谨慎的乐观情绪。这不是什么场面话，而的确是作者深入思考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在我自己，是非常认同的。
    民主不是从上到下设计建构的，而是从下到上自然生发的。在近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各派革Z命家都曾经向人民承诺实行民主，但结果是他们一但掌权就把承诺扔到了九霄云外。而真正推动民主稳步前进的应该是商人阶层（我从来不相信学生运动能搞出什么真正的民主来）。他们也许没有什么清晰的意图、深奥的理论、煽情的口号、诱人的承诺和伟大的目标。他们之所以亲近民主，全源自保护自己辛苦家业的需要。这一点在清末的浙商那里已经表现的很明确了。刘军宁就曾经专文谈过清末浙江商人是如何推动宪政建设。现在，当代的浙江商人又开始了与先辈类似的历程。他们能取得成功么？我们拭目以待！

《亮剑》：英雄皮太监骨

文 / 诸言者

记得，小说《亮剑》曾经在《解放日报》还是《文汇报》连载过。我读过几次。前不久，CCTV又在黄金段播出了电视剧，我也看过几次。总体感觉是没什么意思，不过是《历史的天空》、《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的翻版。片中的李云龙与与《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等人形象如出一辙：打小文盲，草莽出身，投身行伍，娶了一个“小资情调”的革命女青年，引发诸多家庭矛盾，“文革”遭难、复出……。

要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无非就是主人公李云龙表现的更加象个强盗土匪、绿林好汉。为了突出这点，演员李幼斌甚至故意粗着嗓子象破锣一样大声说话，听起来总觉得好象有一口痰在喉咙里滚，随时可能从屏幕中飞出来溅在你脸上。其实，我是蛮喜欢看李幼斌演的片子的，但以前也从没看过他这样说话。真是难为他了，估计拍这个片子，金嗓子喉宝、草珊瑚含片之类的他没少费。

现在，拍这类战争题材的国内电视剧都染上一个毛病，喜欢把主人公搞得匪里匪气，怎么老土怎么来。《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就已经露出了端倪，《历史的天空》、《亮剑》在这方面更是登峰造极，不惜笔墨。

这是新时期战争题材电视剧的一个新动向。与我们这些70’S生人的童年观影体验相比，这个新动向可以说是对过去“解放军叔叔”的颠覆。那时解放军的银幕形象是高大全、伟光正；按雷锋叔叔的话来说，对待同志象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当然，许多片子中，主人公也会有一些小毛病，耍耍小性子，比如董存瑞同志胡搅蛮缠要参军，刚参军又老抱怨子弹少。但这种反面小插曲的分量控制得很到位，决不会影响主人公高大全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借此正好可以显示出我党我军思想教育工作的威力。一般来说，政委开个会，谈几次心，再在革命的大熔炉里淬炼几回，一个只有朴素阶级仇恨的土包子就脱胎换骨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了。

这种政治味浓厚的程式化表演在今天早已失去了观众。（不过，那时的许多电影主题曲现在唱起来还是那么好听！）也许是鉴于此吧，今天的编剧、导演们开始在主人公身上打起了主意，总是尽量想让过去不食人间烟火象圣人样的主人公显得更可爱点。怎么才能更可爱点呢？那就大幅增加“缺点”的使用剂量吧。以前是小毛小病，现在可以出现象擅自用兵、截挪军需这样的大毛病；以前是毛病教育教育就好了，现在是毛病一直演到剧终；以前设置“缺点”是为了消灭“缺点”，让主人公在成圣路上博人一笑，现在则“缺点”存在的本身就是人性的光辉，就是可爱的表现。这样做在收视率上起到了立竿见影的奇效，因为在迅速商业化、世俗化的今日中国，它迎合了大多普通观众的观影心理。毕竟凡人比圣人更可爱啊！

许多评论人士对这种人物塑造上的改进及其带来的收视效果欢欣鼓舞，认为《亮剑》等片子成功地为中国战争题材的电视剧找到了一条新出路。但我想这种乐观还是太早了点。不错，《亮剑》、《历史的天空》、《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等电视剧的确可以说创造了一种新的中国战争类型片。但它们又是一种怎样的战争类型片呢？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吧了。以前的国内战争片是赤裸裸地用政治图解战争，从“瓶子”到“酒”都渗透着浓厚的政治味。现在则在“瓶子”上大胆地起用商业化、世俗化、追求视觉效应的手法，比如让主人公毛病一身，把战斗场面搞的更火暴点。这些片子之所以能取得收视率上的成功，靠的就是这一点创新。但除此之外呢，“酒”还是灌输了几十年的那个老酒，没有一点点变化。

这个“酒”就是战争观。一个好的战争题材影视剧总是以一定的战争观作为基底的，否则就会沦为彻底追求视觉火暴的格斗片，与街头混子打架没什么两样。战争观有两种：一是政治的战争观，一是人性的战争观。前者以一种政治的正确性来定义战争，后者则从人性的视角来反思战争。因此前者多半支持战争，后者多半反对战争；前者多半着力表现战争的正义性，后者多半着力表现战争的荒诞性；前者多半不会让战争反思突破政治正确性的底线，后者则多半会从人性出发来重新考量战争的政治正确性。

《亮剑》等电视剧虽然在人物塑造和场景表现上努力向商业路线靠拢，也取得了不错的收视效果，但在战争观这一基底上与三十年前的国内战争片没什么两样，坚持的仍然是一种政治的战争观。为了保持这种政治上的正确性，编剧甚至不惜修改小说《亮剑》的结尾部分，把“不愿屈服、吐枪自杀”硬生生地改成了“劫后复出，飞机失事”。

在这种政治的战争观的强大压力之下，编剧、导演们在人性刻画上能够施展拳脚的空间其实已经很有限了。为了表现出一点点人性的可爱，他们只好让主人公在生活中显得毛病一身，把“人性”矮化成大大咧咧、不讲卫生、不守纪律等一系列的缺点，外加一点铮铮铁骨的儿女柔情了。至于严肃的人性反思，比如战争的荒诞性，战争中人性的软弱、坚强、绝望、希望、亲情、救赎，自由、民主等等主题，他们根本就不敢去涉及。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极力渲染战争的残酷、煽动对敌人的仇恨，以便让片子显得气壮山河，叹为观止。从这样的战争观出发，我们还能指望他们拍出什么好的战争片呢？

常有人抱怨，为什么我们国家就拍不出象《美丽心灵》、《辛德勒的名单》、《太极旗飘扬》这样真正能震撼人心灵的战争片。许多人把原因归结为资金投入不足、场面不够火暴，技术不够先进等等。其实，这都是其次的，真正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电影人还不敢从人性的角度来反思、表现战争。没有这种根基上的“拨乱反正”，再花哨的技巧、再多的钱，堆起来的也是个垃圾。当然，罪过不在他们身上，他们也没办法。他们的确是在极力塑造英雄，只不过自己已经被强制宫刑了。

 

    拉拉杂杂地读完了《菊与刀》，现在想再拉拉杂杂地谈点读后感。这些感想没什么章法，只是想到了就胡乱记了下来，算是对自己读书的一点交代。

   众所周知，日本是中文网络中的一个超级敏感话题。围绕着这个话题，网友之间经常爆发激烈的争论，甚至不惜破口大骂，相互指责、相互糟践。本人也曾经有那么几个月卷入了这种多少有些不堪的争论中。现在想来实在是汗颜，既是为自己，也是为那些满嘴跑粪的同胞。而实际上，在这些表面激烈的吵闹中，又有几人是真正了解日本或者起码是诚心诚意想去了解日本的呢？就我而言，对于日本问题，我是近乎无知的，但至少我还不想成为一个不诚实的人。或许，这就是我不再争论，而开始读《菊与刀》的心理动因吧。

   《菊与刀》是一个美国人解剖日本国民性的书。在这本薄薄的书里，作者本尼迪克特深刻发掘了日本国民性格背后的文化成因，并对二战后美国的对日政策提出了指导意见。整本书写的客观、翔实，说理充分，展示了强大的逻辑分析力量。在我的印象中，与之类似的大概要算是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了。也许把两本书对照来看，我们就能更深切的理解中日关系，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拥护还是反对”的简单层面上。

    作为美国政府的研究报告，《菊与刀》写作于二战后期。那时，美军虽掌握了太平洋战争的主动权，但顽强的日军仍逐岛抵抗，美军伤亡惨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身为美国人来研究日本，难免不带上点情绪。可非常难得的是，我们在这本书中找不到一句诅咒日本鬼子卑鄙无耻的话，也看不到一句号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煽情口号，有的仅仅是平实的逻辑分析。透过这种平实的分析，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平等的文化沟通和理解者，而不是一个道德优越的战胜国国民。当然，我们可以说作者身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本来就应该具备这样的专业素养。但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专业”素养，而且应该是一个合格的现代国家、一个合格的现代国民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没有这样的基本素养，我们就无法真切的理解、判断其他文化、其他国家的行为逻辑，就会使自己的行为陷入无知、盲动和叫嚣之中。

    可惜的是，起码在对日问题上，我们的许多同胞正在一脸正气地陷入这种境地。抗日战争给今天的中国人留下了很多的遗产，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方面大家已经说的太多了，不好的方面却甚少人注意。这不好的方面就是使得中国人的道德优越感过度膨胀。这种道德优越感来自于抗日战争中中国人的两重角色：一是受害者（其标志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二是战胜者（其标志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前者为道德优越感提供了感情基础，后者则为道德优越感提供了力量证明。二者的共鸣已经把今天的中国人推向了自鸦片战争以来道德优越感的顶点。本来，我国的文化传统是道德主义的，华夷之辩的道德优越感历来就有，可自鸦片战争以后，这种道德优越感越来越难以维系，逐渐变成了一种挨揍之后的阿Q呓语。幸亏有了抗日战争，它不但让中国免以亡国灭种，而且使中国人的文化自尊和道德优越感通过了拐点，走上了上升通道。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对中国人道德“腺体”的一次大激发，而在1945年以前，这种道德“腺体”已经被列强的坚船利炮压抑了百年之久。这么长的压抑对于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现在，我们获得的机会，我们要来一次总爆发，因此一谈及日本，我们总是毫不吝啬自己的道德词汇，无所不用其极地射出自己的道德炮弹。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的许多国民仍然淫浸在1945年8月15日的道德狂欢中无法自拔，以至于受不了日本方面一点点“小动作”的挑衅。事情总是这样：日本方面搞个小动作，中国国民的道德口水就立即喷涌而出，咬牙切齿、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声泪俱下，怎么激烈怎么来。这情形实在有点象西班牙斗牛！

    这种过激的道德反应妨碍了我们对日本的真实了解。在今天的中文网络中，谁要是稍微克制一下自己的道德亢奋、客观点谈谈对日新思维，谁就立即被目为“汉奸”、遭到一些反日愤青极尽辱骂。在某些反日愤青看来，对日最好的策略就是立即开战，除此之外，全是扯淡。但如果真的根据这种道德亢奋盲目地去“消灭”日本，那最终被消灭的可能恰恰是我们自己。所以，奉劝那些好战的、道德亢奋的同胞们一句：如果你们真的想和日本一较长短，那么请先向本尼迪格特学习吧，因为我们的祖先早在数千年前就教导我们：“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春节回老家过年。某日，酒足饭饱之余与侄子闲聊。侄子今年高三，正全力以赴准备高考。他是个少见的老实孩子，青春期的叛逆在他身上一点痕迹都没有。可就这样一个小榆木疙瘩，竟然也有着诸多的困惑。这在闲聊之前是我没有料到的。

那天，侄子的话出奇的多。这也难怪！他的父母都远在千里之外，一年难得回来一躺。回来了也白搭，除了给生活费、安慰他注意身体、做一些类似于养猪的工作外，他们和自己的儿子基本上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了。以他们小学四年级的水平，也压根没法和儿子做心灵上的交流。侄子憋坏了，好不容易逮着我这个叔叔，自然得痛痛快快地说道说道。

实际上，我自己可能也憋屈的慌。以前读书的辰光，大家还经常坐在陋室里高谈阔论，为一些玄虚的话题争个脸红脖子粗。而现在，当年同窗早已做鸟兽散，偶尔碰面，也是绝口不谈宏大主题的。好歹我们都成熟了，成熟的人还讨论这样的主题，这就有点幼稚了，也不符合中国国情。所以越是朋友，交谈就越是鸡零狗碎。相反，在陌生的网络上反而可以重温往昔、邂逅同好。在这里，人际的距离与心灵的距离背道而驰，这非常有趣，也非常无奈！我就这样经年累月地、无奈地、孤寂地、假装成熟地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不憋闷也难啊！

于是乎，在这个冬日的下午，透过明亮的玻璃，温暖的阳光均匀地洒在两个干材烈火、滔滔不绝的人儿身上。侄子也打开了话匣子，嘴突然利索起来。他从身边同学的劣行谈起，又谈到政治理论课的空洞、谈到校长是如何一面高呼献身教育一面尽力压榨学生的、谈到小城里发生的许多令人气愤的事。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书上教的与现实生活完全不同，为什么大家都是说一套做一套？

对于这个问题，我不得不承认，他观察的很对。我努力地说着，试图向他解释清楚为什么今天的社会会出现他所描述的那种普遍的虚伪。感谢侄子的提问，它刺激了我的思维。当时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新鲜的概念：三Q社会。

我告诉侄子：“普遍的虚伪是今天中国社会的必然产物，因为今天的社会是一个三Q社会。”

侄子不解：“三Q社会是什么意思？”

我解释道：“三Q社会说的是一种社会特征。三Q就是权、钱、拳，拼音都以Q打头。它们是今天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三种主宰力量。你可能还没明白，举个例子你就晓得了。”

“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大家最惹不起的是哪些人？”我问道。

侄子领会了：“当官的，有钱的，耍流氓的。”

“对了，在这里面，最厉害的就是当官的，他们手中有权。没权的人，有钱过得也会挺滋润。再不行，就上街耍拳头，也能威风一下。有钱的、有拳的最终要听有权的，道理很简单，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换来钱和拳，但反过来就很困难。平头百姓没有这三样法宝，要想过好点，就只好极力讨好这些人，特别是有权的。有权的也乐得提倡一些无私奉献啊之类的道德来缓解自己和平头百姓的紧张关系。结果就是你说的普遍虚伪，说一套做一套。”

我有点激动，一股脑地把刚冒出来的这些想法全说了出来。我不知道这个傻小子是否懂了。

我说话的时候，侄子只是看着我微笑。等我停下来，他说：“你讲的这些书上都没有。”

这次轮到我笑了。天啦，我讲的这套，书上要有，那才出鬼呢！

“那你信谁的？”

“我不知道！”侄子又傻傻地笑了。

看他那副傻样，我不知道听了我这套说辞以后，他那猪脑子会不会变得更加糨糊。对于他这样懵里懵懂（正式用语是“世界观尚未成型”）的人来说，我的话可能不是在教育他，而是在毒害他。为了避免他从我的理论中得出破罐子破摔的结论、避免自己像苏格拉底样落个毒害青年的罪名，我又趁他兴头上讲了一大套伟光正的东西，做了一个充分的正面引导。我谈的是深入浅出、醇醇善诱，他听的也津津有味，如沐春风。我突然觉得，自己没有去当大学辅导员实在是可惜了。

总的来说，这真是一次精彩的人生课。在这次人生课上，我希望侄子明白这个社会的真相，希望他能在这个堕落的社会里成长为一个正直、善良、宽容的人。至于他到底会变成啥样，现在还是个未知数。上帝已死，救赎只能靠自己！

 

 

 

 

 

 

 

1.       现象是大气，是永川，包裹我们，伸手出去，沉静地呼吸一下，现象的帷幕就会起伏震荡。

2.       现象之后属于本体的神秘，偷窥它令我感到恐惧、颤栗。它有绝大的光辉，瞬间销熔一切智识的藩篱。

3.       语言也许诞生于现象，但又或许是神迹。

4.       语言是网，隔在我们与现象之间，我们在网内舞蹈，高尚或者堕落，争斗或者互敬。

5.       语言是分裂，它把人与包裹他的现象剥离，就象剪断婴儿的脐带。

6.       我崇敬维特根斯坦，因为他告诉我语言的边界就是现象的边界，在此之外无处放牧。

7.       有两句话令我一读起来就激动：一是维特根斯坦的，一是康德的。

8.       有两种神秘，一是本体的，一是属人的。

9.       属人的神秘来自于一种不对称，来自于个体对整全的思索，来自于语言的无力。

10.   现象与语言的亲密接触就是命名。

11.   命名，或者说语言的标示，是为了记忆、凸显，但其前提却是遗忘、遮蔽。

12.   我们捂着左眼的时候才知道右眼的光明，语言也是如此。

13.   现象与命名并不是齐头并进的。

14.   我们是贪玩的孩子，现象过去后，我们才对着它的背影呼喊。

15.   每人人都有自己的网，只打捞自己喜欢的鱼。

16.   现象并不属于鱼，相反所有的鱼都属于现象。

17.   有人是语言的盗贼，他们急于命名，他们想主宰现象，他们在败坏语言。

18.   纯净的语言越来越少，因为纯净的心灵越来越少。

19.   心灵、语言与现象，三者之间我们已失去平衡。

20.   沉默是对心灵的最大呵护，可惜我们总是迫不及待的言语。

现如今而目下，BBS是用来干啥的？

答曰：“扯蛋。”

有看官问：“何故？”

答曰：“哇尻，这都不知道？全天下所有光荣、伟大、正确、永恒、正义、善良、漂亮、统一、和谐、颠扑不破、四海皆准、万代永续的真理都已经毫无疑义地发明完毕。留给偶们的，呵呵，只能是打着哈欠、上论坛来，扯扯两腿间的玩意儿，嘘嘘一二了。”

遥想当年，上帝老儿创天设地、辛辛苦苦干了六天之后，达到的水平也不过如此而已。可气的是，我们的祖先、那对掉在蜜罐里的骚男女，竟然幸福得骨头发贱，去吃劳什子善恶果，害的偶们这些做后辈的吃尽了苦头。现在偶们重回上帝温暖的怀抱，真是幸运啊！大好局势来之不易，同志们，要注意珍惜啊，别再去惹上帝老儿雷霆震怒了。

所以啊，为偶们及偶们孩子的幸福计，千万别在论坛里一本正经的谈什么真理啊、民主啊、自由啊。那是偶们谈的东东么？偶们要能谈，那还要人民公仆干什么？偶看啊，有些ID是脑子里进水了，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还打肿屁股楞充真理代言人。一些论坛也是，比如锐思评论，总以为自己是真理的批发市场，对真理的生产和传播有着某种可笑的历史使命感。这不胡闹嘛！你锐思怎么可能是真理的批发市场呢？告诉你，全国真理批发市场只有一家，别无分店，而且肯定不是你锐思。

你锐思的作用也就是扯蛋，只不过扯得稍微文明点、稍微春秋点、稍微后台硬点，仅此而已。很久以来，偶一直希望锐思能够放下自欺欺人、道貌昂然、人五人六的假面具，回到扯蛋的本质上来，让广大ID尽情享受扯蛋本身带来的快感，不要去制造那些违背本质的民主假象。偶也同样希望常泡锐思的ID不要那么死脑筋，不要老是板着个棺材脸。开心点、素质低点、犬儒点，有什么不好？于己于国两利，于蛋于人两爽，这才是爱国主义的真谛！

苍天啊！大地啊！哪位神仙姐姐开眼了！

今天，偶终于看到这种本质的回归。羊胡子、扯掉羊的胡子、扯掉羊胡子的阴毛，哈哈，三个胡子斗法，都尽情地“扯”将开去。好好，值得嘉许，继续发扬，争取早日扯它个漫天飞毛，无“发”无天！

现如今而目下，偶们就是“扯蛋”的动物，让偶们都来加入这场“扯蛋”的狂欢吧！

 

   每天出门，我都要经过一座桥。桥的下面是十几条铁路，它整天轰鸣着，把五湖四海、南来北往的人们与这个巨大的城市联系起来，构成城市文明的大动脉。

桥的上面，则总有个老头，70多的样子，有点佝偻干瘪，叼着烟卷，在春风里游荡。从他的外表来看，他应该不属于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黝黑的脸上，沟壑纵横，分明的，写着农村的景致。在那个本该属于他的地方，岁月把他风干熬尽，然后不知出于何种缘故，将他送到了这座灰头土脸的桥上，送到了我的面前。

很久以来，我对这么一个老头总在桥上晃荡大惑不解。这个桥很长，交通流量也很大，人车混行。高峰期间简直热闹的不可开交，自然的，作为文明的副产品，灰尘、尾气、噪音也甚嚣尘上。所以，本地人基本上是不在桥上久呆的，嫌它脏、乱、吵。桥头的绿灯一亮，无论男女老少、俊男美女，各个都抻着脑袋，玩命地登车，希望以最快的速度通过。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不待见这座桥。桥也有它自己的拥趸。据我的观察，这座桥的"常住居民"大体上有这么几类：一是菜贩子。桥的下面有一个蔬菜批发市场。许多外地来的菜贩子赖此营生，也以此为家。早上四五点钟，他们从这个市场批好菜，送到附近的各个小菜市去卖，赚取其中的差价。等到晚上，那些没有租房子的小贩们无处可去了，就会骑着自家的三轮车重新回到空荡荡的市场，和衣睡在地板上等待下一个忙碌的早晨。

每天，他们都是这座桥最早醒过来的居民。等他们退场后，就会有一群壮实的中年男人出现在桥的两头。他们坐在路边，盯着来来往往、车水马龙的人流。没事时，他们也旁若无人地说笑，只是不知道他们在逗什么乐子。等到出现载重上桥、颇为吃力的板车、三轮车或自行车，他们中的一两个就会满脸堆笑的跑上前去，主动的推上一把。如果车主不需要，手只需朝后一摆，这些人就会识趣地放下手。运气好的话，他们勾着身躯，卖力地推车，到了桥顶，会得到两三块钱的报酬。然后，又回到桥头继续说笑、继续等待下一位主顾，就象西西弗斯样周而复始着他们的推车生涯。

与他们形成对照的还有一群人。她们总是呆在桥上。如果她们走下桥，那说明她们一天的工作业已完成，需要回家休息了。这些人清一色的外地村妇，一般都怀抱着孩子，要么就挺着个大肚子。假设你是一位男性公民，恰巧又打她们身边经过，她们就会拿着一叠A片，光明正大地兜售："要碟么，要碟么，新到的，很好看。"这时，该脸红的就不是她们，而是你了。对于这些拖家带口的婆娘们，人民警察是没有办法的，只好任由她们在桥上安营扎寨。她们的存在也由此成了桥上一道固定不变的风景。

按说，那个老头是不属于这道风景的。他没有孩子可抱，也不可能成为孕妇，唯一引人注目的只有他老态龙钟的样子。通常，他很少和那些婆娘们搅和在一起。总是独自一人守着一头，低头，抽烟，踱步。有时候，我真觉得他有点像大彻大悟的高僧。直到有一天，我从他身边走过，忽然听到一个低沉、苍老的声音："要碟么？"说话的人，头依然低着，手颤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小叠A片。我呆住了，感觉整个嘈杂的桥面上刹那间变得无比诡异。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这样一位卖A片的男性老人，只好尴尬地笑了笑，飞也似地登车跑了。

静心想来，这座再普通不过的桥真的很奇怪。围绕着它，一个小小的社会悄然的铺开。那些背井离乡的老人、男人、妇女、孩子纷纷在这里上演他们的生活，卑微，边缘，灰色，粗砺，其间甘苦无人知晓。

 

 

 本版叫《全国反愤青联盟》。现在看来，这个版名引起了许多网友的非议。其中有一位叫笨龙的，情绪颇为激愤，甚至以鲁迅先生的遗嘱自勉，决计不宽恕我们几位斑竹。
对此，我非常遗憾，并觉得有必要对版名的问题做一点点说明。我希望这个说明能平复笨龙先生内心的情绪。如果笨龙先生觉得这还不够，那我只能建议他赶快去看看医生了。

一

说起这个版名，作为始作俑者，我先给各位道个歉。zerg_chn说的不错，这个名字是我开版之初一时兴起定下的。反感这个名字的人士也许要因此指责我的不负责任，但鄙人却不这样认为，因为这种表面的一时兴起是与当时我自身的思想状态紧密相关的。
想当初，网友冯一刀在锐思发了一个给愤青正名的帖子，我则写了一个观点相反的帖子与他商榷。两个帖子都被锐思加了"荐"，结果招来几位反日网友的强力辩驳。这几位网友是某个反日版的台柱子、理论专家，而我则是那个版子恶毒攻击的对象。每次，我在那个版子发帖、跟帖，那里的爱国志士们都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咒骂我。我是不屑于和他们对骂的，但我也不会让他们舒服。我的武器是嘲讽。很不幸，我的嘲讽未能让他们闭嘴，反而令他们更加疯狂。如此恶性循环，最后连我都不知道到底是他们的疯狂招来了我的嘲讽，还是我的嘲讽刺激了他们的疯狂。
直到关于愤青的那次讨论，我突然觉得在网上进行这样的争辩是多么的无聊！我们都是真诚的人。因为现实的道路以目，我们不得不逃匿到网络中来。我们希望通过网络能敞开心扉，恳挚交流，获得共鸣，慰藉心灵的孤独。恶毒的诅咒、尖刻的嘲讽并非我辈上网的目的。我想我是应该反省自己的行为的，实在没有必要去和愤青们发生毫无意义的对骂。我给其中的一位反日的网友留言说：在贵版除了能练练嘴皮子外什么也学不到。我暗自打定主意：以后再也不干这类蠢事了。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对锐思某些网友"民主红卫兵"式的做派也有了些微词。于是，我决定新开版子，并给版子取了现在这个名字。
以上就是我开版时的思想脉络。笨龙先生，你认为一个人秉着这样的初衷来开讨论版，还会主张去和愤青"胡闹"、"计较"么？不，我已经彻底怨倦了那种意气之争，我也决不允许本版堕落成某个反日版样的低俗品质。在我的设想中，这个版子应该"立足理论，观照现实"；应该"以积极的态度争取消极的自由，以理性的沉思反对激进的愤青！"
二

今天，一些网友之所以对这个版名耿耿于怀，我想原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愤青的定义，二是对愤青的态度。

关于愤青的定义，众说纷纭，各持一端。在下以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做到绝对客观，每个人都多少带着些先见和情感来看待社会问题。而在今日的中国，这种先见和情感往往又表现为怨愤。那么是不是所有心有怨愤的中国人都是愤青呢？非也！在这里，界定一个人是否为愤青，标准不在于其年龄，不在于其是否愤怒，而在于愤怒者如何看待并表达自己的愤怒。
有那么一些人，一旦自己愤怒起来，就想当然地以为自己的愤怒必然正确，并且具有绝对的道德优越性。他们从来不会问自己：我的愤怒是否可能出错？在他们看来，愤怒就等于正义。二者正相关，越是愤怒就越是正义。这种没有反思精神的愤怒者隐隐地把自己当成了类似于上帝的正义之神，而那些不愿或拒绝和他们一起愤怒的人则被视为他们强行改造的落后对象。
在这种"一根筋"式的思维主导下，这些人很容易犯"以目的证成手段"的错误。为了实现正义，他们认为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核战、杀戮、革命、辱骂、扒灰、刨坟......。总之，怎么痛快怎么来！他们不尊重文明的基本价值、不尊重法律、不尊重秩序、不尊重他人的权利。在他们眼里，这些都是妨碍正义实现的牛鬼蛇神，早就应该抛到太平洋去。
这些人就是本版所要反对的！不管你持什么立场，只要你认为自己的愤怒天然正确，只要你认为自己有权毫无禁忌地发泄愤怒，那对不起，我们就要反对你！相反，如果你心怀愤怒，但却有一份起码的清醒与理性，那么即使我们的观点南辕北辙，大家还是可以促膝相谈的。
三
本版是认同自由主义理念的。经常听一些网友议论：你们认同自由民主，却又反对别人，岂不是在自打嘴巴？对此，我只能苦笑，因为这是一个明显的误解。如果自由主义不能对别人的观点做出任何反对意见，那它不是变成只会说"是、是、是"而没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中庸乡愿了么？
自由主义主张宽容，认为任何观点、包括反自由的观点都可以自由发表。但这种对异己观点的宽容不等于赞同、不等于不反对。对异己的反对和对异己的宽容完全是两码事。用伏尔泰那句有名的话来说就是：我反对你，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具体到本版，我们虽然认为愤青同样有表达的自由，但我们仍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愤青。这是我们的基本立场，没有必要遮遮掩掩。不过，我们持这样的立场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和愤青陷入低俗的对骂。一些网友反感本版的版名，可能正是在这一点误会了本版。而实际上，是否反愤青与如何反愤青是两个问题，前者涉及立场，后者关乎方法。在立场上，我们是反愤青的；在方法上，我们则主张以理性、反思、平等交流的态度来进行。所以，本版要绝对禁止毫无意义的嘴仗，在这个基础上鼓励良性的争论与探讨。本版也要尽最大限度地保有各位网友发贴、跟帖的自由，尽量不去动用黑名单功能，除非有人恶意捣乱。
最后，欢迎各位愤青或自认为是愤青的网友前来本版交流。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保证大家畅所欲言！
 
 
 
 
 
 
 
 
 

    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数千代表无一人投反对票。诚如国务院台办副主任王在希在答记者问中指出的："制定《反分裂国家法》是中国13亿人民民意的要求"。

     《反分裂国家法》全文共10条，约1300字。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我国多年来对台政策的法律化表述，内容国人多耳熟能详。惟一真正有新意的只有一条，那就是第八条。其第一款规定： "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其第二款规定：依照前款规定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和组织实施，并及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一款列举了不得已放弃和平努力、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三种情形。这三种情形都规定的非常笼统含糊。我想这可能正是大陆方面的一个高明之处。在这种战略决策的关键问题上保持一定的模糊一方面可以避免因为立法而自捆手脚、把握战与和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又会给对方造成极大的压力，不得不仔细掂量未来自己的每一步行动。而根据第二款，这种临机决断的权力不在全国人大手上，而在国务院、中央军委手上。这样规定当然可以保证届时中央领导军事行动的效率。

      但《宪法》第六十二条第二款第十四项明确规定，全国人大行使决定战争和和平问题的权力。如果国家遭到武装侵犯，而全国人大又恰巧闭会，则依据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十八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这是《宪法》中关于战争决定和宣布权的规定。用《宪法》的这些规定去对照《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反分裂国家法》就好像有点违宪的嫌疑了。

     事实并非如此。理解二者关系的关键在于搞清楚什么是战争。与日常用语中的"战争"词意略有不同，法律意义上的"战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使用武力引起的敌对或武装冲突及由此引发的法律状态。台湾地区并不是一个国家，《宪法》中关于战争决定权的规定不适用于台湾问题。正如《反分裂国家法》第三条指出的，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如果有朝一日，大陆真的要使用武力来最终解决这个遗留问题，其最高决定权到底在哪个机关手上？关于这个问题，《宪法》并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所以《反分裂国家法》把是否采取非和平方式的决定权授予国务院、中央军委也就谈不上违宪了。

     基于同样的考虑，《反分裂国家法》没有采取"战争"这样的措辞，尽管"非和平方式"与"战争"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的两个说法而已。但如果大陆在《反分裂国家法》中采用"战争"措辞，那就等于还没开打就先从法理上承认了台湾的独立地位。我们的法律专家们当然不会犯这种小儿科的错误啦。

     不过，即使如此，问题依然存在，那就是把对台采取非和平方式的决定权全部交给最高行政机关、最高军事机关，而把最高权力机关甩在一边是否妥当？

      关于这个问题，个人认为，即使对内的非和平方式不等于对外的战争。宪法对对内的非和平方式的决定权也没有明确规定权限，根据宪法的立法精神，这种决定权仍不应该授予给最高行政、军事机关。因为宪法第62条第2款第15项是一个兜底条款，它规定全国人大行使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那么哪些是全国人大应当行使的其他职权呢？我们知道，对内的非和平方式只不过是内战的另一种说法，它从法理上虽不等于战争，但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刀兵相见、生灵涂炭。既然第14项规定全国人大掌握战争决定权，那么这种实质一样的武力行为，其决定权限也应在全国人大手中，它就属于第15项规定的其他职权之一，否则就很难从法理上讲的通：为什么对外战争由全国人大决定，对内用武却改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理解，反分裂法仍难逃违宪的嫌疑。当然考虑到战争的紧迫性，人大决定对台采取非和平方式时，应该通过特别授权条款，授权国务院、中央军委负责实施。因此我觉得第8条应修改为：

     "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依照前款规定采取非和平方式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并授权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

     依照前款规定采取其他必要措施的，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并组织实施，并及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说起来，我国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但宪政之路却至今山重水复。共和而不宪政，这是当前中国政治的一大尴尬。它也使得作为共和国根本大法的宪法陷入了一种难堪的境地。笔者以为，这种境地体现在我国宪法所具有的三个缺陷上。

一、价值缺陷。宪法的价值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根本性的、工具性的。一个真正的宪政共和制度将宪法视为处理社会生活的最终依据，承认它在社会生活中的根本性，并将这种根本性努力贯彻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但在我国，这种根本性还很大程度地停留在名义上。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价值缺陷"。这种缺陷导致宪法被无情的矮化，而沦为工具性的规则集合。

二、内容缺陷。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从内容上讲，它应该对社会生活的根本性问题作出规定，而不是舍本逐末地在非根本性问题上兜圈子。那么什么才是社会生活中的根本性问题呢？两点：一是个人与国家的界限；二是国家内部各机构的界限。通过这两点的厘清，宪法就为社会生活确立了一个大的框架。社会生活能不能有序公开透明地展开，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种框架界限是否明晰。为了获得一个明晰的界限，宪法应在第一点上明确保护个人自由权利，以禁止性、否定性的立法条文约束国家的权力扩张；而在第二点上，则应侧重于界限两侧的分权制衡而不是一味地陈述界限内某一机构的组织权能。否则，就成了意大利人萨托利笔下的"名义性"、"组织性"宪法而不是真正的"保障性"宪法了。以此对照我国的宪法，我们就会发现，大量的笔墨都花对各主体的权能叙述上，而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对各国家机构的分权制衡问题却只字不提。此即"内容缺陷"。

三、发展缺陷。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国的宪政共和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宪法确定好大框架之后，一国的宪政总是随着宪法的逐步完善而渐臻完备的。这就要求宪法不断发展、与时俱进。一般来说，除了推倒重来、重新制定一部新宪法这种极端的方式之外，宪法的发展有两种形式，一是立法上的，即宪法修订；二是司法上的，即宪法审查。一个国家宪法发展的最好模式是把宪法审查当作量变、微调的日常手段，而把宪法修订当作质变、大调的关键手段。这一点在美国宪政史上表现的最为明显，因此人们又把美国的宪政发展称为"司法宪政主义"。然而在我国，宪法基本上是"不可司法"的，也没有这样的司法体制。宪法的发展完全依赖于宪法修订。这种单一的发展模式即阻碍了宪法自身的发展，也损害了公民对宪法的质感和权威感。宪法的发展因此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宪法本身也就成了聋子头上的耳朵。

在这三重缺陷中，个人认为，当务之急在于弥补宪法的发展缺陷，解决宪法的司法性问题；即建立宪法的司法审查体制。通过这种日常化的司法体制，借助最高宪法审判机关的司法解释，日积月累、逐渐改良，驱使我国的宪法最终走上宪政之路。相对于价值缺陷和内容缺陷来说，这个问题在当前的态势下也更容易启动些。然而我对这种宪法的司法改良亦不抱有很大的信心，因为在宪法的大框架不具有宪政合理性的前提下，宪法的司法改良将遇到不可逾越的权力障碍。

　　我答应了一个反日的网友，谈谈自己对抵制日货的看法。我想，在谈之前，需要先声明一点，即我们要谈的不是作为个体私人意义上的抵制日货行为。在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里，你个人抵制与否是你的自由。这种"自助式"的抵制日货行为别人无权置啄，人家也懒得管。哪怕你以全部的身家购来日货付之一炬，别人也没什么可说的，大不了说你一声：疯了。当然，也有人认疯子为英雄，把狗屎当面包。这些人崇拜你，掌声响起来，鲜花送上来。但掌声、鲜花过后呢？大概，就是你老婆的唾沫星子啦。

　　还有一种抵制日货行为也不在我们讨论之列。这种抵制行为表面上是集体公共意义上的，但实质仍不脱个体私人的性质。我把它称为"AA制"抵制日货行为。比如，10个反日分子各掏5000元、各买一个SONY数码DV，相约在一起砸了；或者他们共同约定不去买日货。这也是别人管不着的。
　　第三种不在讨论之列的抵制日货行为是"买单型"抵制日货行为。打个比方，一个反日领袖（比如著名的砸墓英雄、博士后郭泉同志）振臂一呼，说我个人出50000万块买10部SONY数码DV，同志们，你们砸它狗日的去吧。如果出现这种反日盛举，我是一定会去看热闹的，而且肯定少不了拍照留念。
　　说了这么多不在讨论之列的，那么我们要讨论的又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说白了，我们最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即抵制日货行为中的公私界限问题。这样一个问题可以分解如下：1.你们不买卖日货，是不是就有权利禁止人家买卖日货；2.你们主张抵制日货，是不是就有权利打砸别人的日货；3.你们抵制日货是不是就证明了你们的道德优越性，凭借着这种道德优越性你们就有资格干涉人家的消费自由、贬抑买卖日货者的人格尊严。
　　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NO。很可惜，在许多反日人士的眼中，答案则相反，全都是YES。于是，他们横冲直撞，到处炫耀自己的道德优越性，到处鄙视、咒骂那些消费日货的国人，甚至发展到所谓锄奸的地步。他们以为，因为他们反日，所以别人的私人领域是可以随意侵犯的。他们也许自以为是英雄，但我却认他们为流氓。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今日与同事闲聊。他告诉我上海新天地边上的锦麟华府每平方米单价已经到了50000元。我瞠目。那个地方拆迁的时候，我去过，虽紧邻淮海路，却脏乱破败的不得了。住在那里的也全是一些穷人。现在一声令下，他们都拿着一沓子补偿款离开他们生活惯了的城区，搬到城市边缘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纸醉金迷的娱乐场所、极尽奢华的私人豪宅。假如没有中500万头彩这样的机会，这些人大概一辈子也不可能再踏足这些曾经无比熟悉的地方了。

想想，这确实悲哀，不过这里本不属于他们。对于这里来说，他们只不过是个过客。这个城市曾经笑贫不笑娼、匍匐在金钱的逻辑之下，60余年前一阵炮响迎来了革命的政治逻辑。这种政治逻辑在房地产上的表现就是把资本家老爷、太太和小姐们从城市中心的黄金地带撵出去。穷人们翻身做主人，被毕恭毕敬地请进了全市最好的地段、最好的房产。当时的他们或许真的以为他们及其他们的子子孙孙、孙孙子子从此就在这里安营扎寨，代代相传啦。

但现在，历史的钟摆又回到了起点。政治的逻辑从新让位于金钱的逻辑。在房地产市场上，"人民"已是一文不值，"人民币"则成了一切。没有了"人民币"撑腰的"人民"除了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自觉边缘化以外已经别无选择。而颇具黑色幽默的是，当年请他们进来的也正是这个人民政府！

我们不用去指责谁，因为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试图用某种精神性的逻辑去彻底战胜金钱的逻辑，这本来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妄想！人间不是天堂，人也不可能创造一个天堂。那个时代的人太天真了！革命者们天真的以为可以创造一个这样的天堂，穷人们则天真的相信革命者们能够创造一个这样的天堂。结果是，水中月，镜中花，空欢喜一场！

如今，穷人们再次收拾好寒酸的家当，一如当年他们的祖辈。但所要去的地方却与祖辈们相反，不是从边缘走向中心，而是从中心走向边缘。他们背对着日益繁华、车水马龙的城市，渐行渐远......，那孑然的身影早已被五彩的华灯消融的无影无踪。 就在他们的背后，就在他们住了50多年的旧屋上，新贵们的楼堂馆所转眼之间拔地而起。这是历史的必然，是常识的回归。我们只是希望，这些新贵们寻欢作乐、享受文明生活时不要放肆地叫嚣："我胡汉三又回来啦！"

       国际公法，我是不太懂的。老实交代，长这么大，我只读过一本国际公法的教科书。因此，对于能根据国际公法说出个子丑寅卯的人，我向来是景仰有加。很荣幸，今天我在锐思评论就遇到这样一位高人。（http://www.xici.net/main.asp?surl=board%2Fxici%5Fboard%5Fshow%2Easp%3Fid%3D15420%26type%3D21%26%5Fsize%3D800）

 

 

 

据说，这位高人从国际公法的视角出发，得出结论：韩国无权要求中国政府改"汉城"为"首尔"。这样的结论这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但这位精通国际法并口口声声指责别人没有国际法常识的高人得出这个结论的独特视角我倒是第一次看到。真不愧是高来高去的高人！

 

 

不过，我很纳闷，到底是国际法上的哪条原则规定了韩国不能向中国提出这样的要求？对于这个问题，高人没有在他微言大义的帖子里点明，我只能依据自己仅有的一点国际法常识去推测了。如果不才推测错了，还请高人明示！

 

一般来说，国际法遵从国家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民族自决、善意履行国际义务等原则。在这些原则中，哪条可以作为这位高人得出结论的依据呢？大概只有国家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沾得上边了。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认为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所谓主权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内外事务的统治权力。这种权力包括对内最高权、对外独立权和自保权。不干涉内政原则认为内政是国家基于管辖的领土而行使主权的表现；它包括设立社会各领域的制度，进行立法、行政、司法事务，管理并开展外交活动等等；任何国家在国际交往中不得以任何借口或任何方式干涉别国的这些国内管辖事务。根据这些原则，中国是独立主权国家，韩国是独立主权国家，是否改名是中国内政，所以从表面上看似乎确实能得出韩国不能要求中国改名的结论。但实际上大错特错，因为这些原则反对的只是一国不得使用强迫或威胁的手段干涉他国内政，并不反对各国在国际交往中和平磋商解决争端。如果韩国采用安的美敦书的形式强行要求中国限期改名，那我们倒的确可以说韩国违背了这些国际法原则。但韩国没有这样做，因为韩国政府是懂国际法的，并不是高人眼中的那些不懂国际法的蛮夫。

 

进而言之，国际法为什么要确立这样一些独立、不干涉的原则呢？难道是想让各国老死不相往来吗？非也！其真实目的并非是要通过确立规则来阻止各国相互提出要求，恰恰相反，是为了在一个平等、自愿、和平、协商、理性的基础上促进各国相互多多沟通、多多提要求。因此韩国这次对中国改名的要求根本谈不上违背国际法，相反，其提出要求的方式恰恰是国际法所愿意看到的。说白了，这只是一次遵循国际法的普通外交交涉事件而已。

 

高人在谈到其结论时，还特别指出韩国"无权"提出，中国也"无义务"履行这个要求。在此，我想高人是混淆了程序权义和实体权义两个层面上的不同问题。在"汉城改名交涉"这个外交事件上，韩国是否有权利提出交涉、中国是否有义务对这个交涉做出应答，这是国际关系中的程序权义问题。至于交涉之后，韩国是否有权利要求中国改名，中国是否有义务负责国内的改名，这是国际关系中的实体权义问题。两国在此问题上实体权义到底如何界定，这要等交涉完成以后才能确定，现在还没有形成。（当然中国也有权利拒绝承担这样的实体义务，但我个人觉得没必要在这种小事上找别扭。不过如果要承担的话，也可以要求韩国付改名成本费。总之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可以谈。）。我们可以说韩国没有权利要求中国承担这样的实体义务，但我们却不能说韩国连提出交涉的程序权利也没有。打个比方，欧盟认为我国的关税税率太高，提出我国应把税率降低一半。这时，我们可以说欧盟没有享受中国关税减半的实体权利，我们也没有这样的实体义务。但我们不能说人家欧盟连提出关税谈判和交涉的程序权利也没有了。如果这也成立的话，那各国真得老死不相往来啦。

 

最后，高人还再次重申韩国没有权利要求所有中国人改变对地名的习惯性称呼。这真是栽赃！据报道，人家韩国只是要求中国政府在正式场合改变称呼，从来没有直接面对中国普通民众提出改名要求。韩国政府再怎么小气、再怎么是国际法文盲，也总知道别国个体公民不是国际公法的主体，一国政府不能越过另一国政府、直接向该国个体公民提出要求。而高人竟然把这个莫须有的罪名扣在了韩国头上，还指责别人不懂国际法！天啦，我真的糊涂了，到底谁不懂国际法！

 

2005/1/31

 

       益和（Yick Wo），指的是一个人。关于他的真实姓名，现已无从查考。今人只知道，他是一位大清子民，于19世纪中叶漂洋过海，在大洋彼岸的旧金山落了脚。与那时的华工类似，他也没有什么文化，赖以讨生活的只有一个洗衣店，店的名字就叫"益和"。

如果不是那场官司，无名氏益和本来会象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在历史的某个潜流里冒一个泡，然后归于无形，连一句像样的台词也轮不上。但如今不同啦，美国的宪政史已经永远地记住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小人物，而他的经历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昭示其母国的未来。

1850年代起，随着华人移民加州的增长，加州议会和各级市政当局通过了一系列歧视华人的法案，其中就包括旧金山的14项洗衣店条例（laundry ordinances）。这些条例的出台其目的就在于把华人排挤出旧金山的洗衣店业。为避免与《1870年民权法》（the Civil Right Act of 1870）和宪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Equal Protection Clause）相冲突，这些条例设计了一个复杂的许可证制度。从表面上看，这个许可证制度公事公办、一视同仁，但它却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许可标准，这就等于赋予了管理当局近乎无限的自由裁量权。结果，所有华人的申请均被否决，白人的申请则一路绿灯。

面对这种明显的歧视，华人洗衣店主结成了行业协会"同心堂"。在同心堂的支持下，益和与其他华人业主一起抵制条例，照常开业，遭到逮捕。于是，官司再所难免。1886年，官司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法院以一致同意的判决裁定：立即释放益和等人；相关市政条例违宪无效。这个案例在后来的美国民权运动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成为讨论美国宪法平等保护条款时引用次数最多的案子。

今天，笔者在这里不怨其烦地复述这个案例，不是想去讨论平等保护条款，而是想借此谈谈民主的施行与国民的素质问题。常听一些饱学之士宣称今日中国民主不能施行，其原因之一在于国民素质的低下。这样的结论乍看有理，实则胡说。把这个颠倒黑白的结论与益和案相联系，我们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21世纪的中国人反倒没有19世纪的中国人素质高了？若事实果真如此，那岂不是说100多年来、尤其是1949年以来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培养成了"九斤老太"？

同样是益和，在"天朝上国"时，他要么做个"顺民"，忍受官府的任意欺凌；要么做个"暴民"，振臂一呼、揭竿而起。可一到了美国，他就变成了"公民"，具备了"很高"的法律意识，知道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何差别这么大呢？晏子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对于国民素质的养成来说，国家的政治制度就好比是养橘的"水土"。如果一国的政治制度根本就不含有哺育"公民"的养分、不提供国民实践民主制度的机会，那么就不可能把国民素质提高到"公民"的层次。只有在民主制度大体确立的前提下，国民才可能在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学会承担义务、维护权利，逐渐成长为合格的公民，否则就是要求国民站在岸上学游泳。在这种良性互动中，社会制度也会有序改良，由不完善走向完善。一部美国宪政史其实就是这样一部互动改良史。因此，当今中国的民主延宕，"病灶"不在于国民低能，而在于当权者没有行民主的政治意愿。不去力促当权者确立民主制度，却反而责怪国民素质低下，那真是猪八戒练功夫——倒打一耙。

实际上，早在清末立宪运动时（那时益和的官司也打赢很多年了！），当时的清政府和一部分士人就以中国人民的参政能力有限为由拒绝召开国会。当时的立宪派则反驳说："然及与不及，必试之而后见，不试之而强抑之，毋乃冤吾民乎？且所谓不及者，必有一标准。今日不及之标准安在？谓恐其葸苶耶，则有法律为之根据，而馁者壮矣。谓恐其叫嚣耶，则有法律为之范围，而激者随矣。谓恐其智识不足耶，则磨砺之而聪明出矣。""夫不习其事者，终不能精其业。政治之学，虽极精深，然犹是人群共同生活之一事耳，非使为实地之研究，虽俟诸百年以往，而其无一进步，依然今日之现象耳。"（《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

算起来，益和的官司已经过去了120年，立宪派的言论也过去了100年，但我们的民主竟然果真"俟诸百年，无一进步"，我们的人民仍然被污蔑为低能。想到这些，我无语！

2005/1/30
 

 

 

 

《大学有问题》（熊丙奇 四川出版集团2004年10月第1版）是一本严肃而又轻松的书。说它严肃，是因为该书所讨论的是高等教育这样一个事关"祖国花朵"和"未来接班人"的沉重主题。说它轻松，是因为它酣畅淋漓地描述了高等教育领域许多荒诞可笑的现象，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时下，这种熔严肃、轻松于一炉，或者说以轻松的态度谈论严肃主题的做法已经成为许多社科类畅销书的一大特色。《大学有问题》也不例外。总体上讲，这是一本"做"出来而不是"写"出来的书。作者的确掌握了的大量的材料（主要来自近几年各大媒体的公开报道），但却并未进行真诚、深刻的思考。无论他怎么摆出一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姿态，我们仍然可以透过文字的表象看到发"忧国"之财的商业动机。

作者的这种写作类似于裁缝的工作。他确定主题，搜集材料，然后把材料按照一定的逻辑拼成篇章，最后取上一个有冲击力的标题。剩下的就是坐在家里收钱了。这就是今天消费主义时代书籍生产的标准程序。按照这种生产程序，主题比内容更为重要。只要抓住了大众的阅读兴趣确定一个主题，围绕着这个主题做出漂亮的标题和序言，就可以大卖特卖，包你赚个钵满盆溢了。至于标题下的内容，等你发现上当后，钱已经掏了，就自个悔去吧！当然，《大学有问题》这本书还不至于糟糕到这种程度，不过肯定没有杨福家、凌志军、顾海兵在序言中联合推荐的那么好！

对这本书的准确评价应该是：也就一本畅销书而已。既然是畅销书，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所有畅销书的特点。一般来说，这类书会以一个热点的社会问题作为主题，这样才能激发大众的阅读兴趣。其次，作者会以社会批判者的姿态出现，提出一些标新立异的观点，让读者获得新鲜的阅读快感。最后，这种批判会恰倒好处地停留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以避免过分颠覆大众对该问题的认知结构和价值判断、引起读者反感。如此做法是商业社会文化消费中惯有的供给策略，是文化作为一个产业顺应市场经济、按照游戏规则出牌的结果。在这种策略的主导下，大众的阅读口味、价值倾向提前介入到书籍的写作过程中。作者不是在没有外界的干扰下原原本本合盘托出自己的立场与观点，而是迎合大众的阅读心理调整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如果作者没法准确把握大众阅读心理，没有关系，还有从美编、责编到主编一大堆的人在那里呢！经过这样的打磨，主题再高尚、再严肃也只是一种消费行为。从出版方来说，他们需要制造高尚话题，把它出售给大众获取利润。对于大众来说，日益乏味的"好"日子也的确需要"购买"一些超越性的高尚话题来填充。双方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但这一切与思想无关、与灵魂无关。谁要是被这类畅销书感动了，那才是十足的傻冒！

不喜欢这一套的人把这种"做"书的规则贬为"媚俗"。的确，这就是"媚俗"。市场催生媚俗，这是任何一个商业社会文化消费都具备的特征。只要我们搞市场经济，我们就躲不掉。不过，在中国这个"特色"泛滥的国度里，上述的"媚俗"策略却还具有了另外一层意味，即"惧上"。

选择社会热点问题"做"书可以较大程度地激发大众阅读兴趣和购买欲望，保证商业上的成功；但由于众所周知的体制因素，这些热点问题的探讨往往都存在"高压线"。这就需要作者尤其小心，否则因言获罪可就大大不划算了。因此，阅读这类畅销书时，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书中说了很多现象、谈了很多观点，可一说到根本处就欲言又止、欲说还羞了。《大学有问题》一书同样如此。它滔滔不绝20万字，谈了高等教育领域一大堆的问题，但导致这些问题丛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各位，自己琢磨去吧！

对于这种情况，我想我们应该原谅作者。我们不能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作者，毕竟人家也只是想赚点钱而已，犯不着蜉蝣撼大树。但它却提醒了我们一点，即：今人对社会问题的解读大多受到"媚俗"和"惧上"的压力。"媚俗"是市场导向的结果，"惧上"是官方导向的结果。在二者的夹击下，这些解读在多大程度了触及了"真相本身"？只有老天知道啦！

2005/1/16

 

 

（实习生 诸言者北京报道）近日，全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在人民小会堂西餐厅举行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是小男人权益保护问题。据权威专家介绍，这是全球首次开展此类活动，填补了世界民权运动的空白。但这一空前的创举却遭到了广大妇女的强烈抗议。

 

此次会议是由全国小动物保护协会邓三理论研究部主办的，参加者均为各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与学者。会议在简朴、热烈、隆重的气氛中开幕。全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会长糊奶奶首先致开幕词。在开幕词中，她回顾历史，展望未来，说："对于我国小动物保护运动来说，未来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今后二十年这个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把小动物保护运动推向新的高度、新的领域。这一新高度、新领域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就是小男人的权益保护问题。"

 

糊奶奶的讲话高屋建瓴，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响应。他们围绕着糊奶奶提出的小男人维权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著名哲学家易亘今先生率先运用深厚的语言哲学功底对"小男人"概念展开了分析。他认为，小男人维权运动要成功开展首先就要从学理上弄清楚什么是"小男人"，否则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事不成。在日常语言中，有的人把160CM以下的男人都归为小男人，有的则说170CM以下全是残废；而且随着营养的改善，男人越来越长，小男人的身高标准也水涨船高。这说明"小男人"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历史的概念总是发展的。我们要顺应这种发展的历史潮流，不断调整小男人的入选标准，这样才有利于小男人维权运动的顺利开展。谈到具体操作，这位哲学家说："全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应首先进行全国男性身高普查，根据普查结果确定一个合理高度为标准。以后每隔几年就随全国男性身高增长比例上浮一次。"

生物科学家文尔达对易先生的这个提议深表同意。他从生物学的角度指出歧视小男人实在没有必要，既破坏生态平衡又不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持，与当今的环保主义趋势背道而驰。针对一些与会者提出的"小动物保护协会开展小男人维权运动是否妥当"的问题，这位先生予以了雄辩的解答。他说，依据进化论理论，我们人类都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说男男女女都是动物，一点也没有错。大男人属于大动物，小男人就是小动物，这就象同属猫科的老虎与猫咪一样。既然小动物保护协会已经成功地保护了广大猫咪的权利，当然也应该在小男人维权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健康专家洪翩跹小姐的发言非常有说服力。她引用2004年全国男性健康调查数据说："在过去的10年里，高个男性的发病率、死亡率比小男人高出5倍。其主要病、死原因有外伤（尤其是意外跌倒），心脏衰竭、脑出血、早衰等等。"据悉，洪小姐今年28岁，其丈夫是一个典型的小男人，现年82岁，但仍然身体健康，那儿活跃。洪小姐现身说法，以自己亲身经历的幸福生活为例呼吁全国妇女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蔽。她说："姐妹们，如果你们不想守活寡、活守寡，那么就请你们抛弃偏见，嫁给一个爱你的小男人吧。"她富有激情的演说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士，当场就有几位未婚老少女站起来，激动地要求洪小姐给她们也介绍一个。

文化评论家夏燮的言论独树一帜，新颖别致。他说，现代大众文化已经不利于小男人的生存，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充斥着对性感美的疯狂追求。在这一点上，现代的女人与男人都遭受了同样巨大的压力。但男性受到的压迫更为深重，因为除了性感美以外，男性还在身高上遇到了越来越苛刻的要求。要命的是，这个要求是变动不拘，见仁见智的，任何一个身高的男人都有可能被某个异性鄙视为"小男人"。这样对于男性而言，身高就变成了一道无形的追命索，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你下个套子。更为可悲的是，这个追命索不是别人、而恰恰是同为受压迫者的女性强加在男性身上的。因此，要开展小男人维权运动，我们首先要反思整个现代文化，其次要重点针对女性开展反歧视教育。

在会场热烈气氛的感染下，一向低调的人口社会学家龙格保也做了简短说明。他指出近年来的社会调查显示，在一味追求高度的社会氛围影响下，中国人的生长激素分泌普遍旺盛，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人的身高也在迅速长高。这已经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许多男性公民被卡在公共场合的门上无法进出，火车车厢被挤破、医院的病床也显得太小。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男女身高差距在不断拉大，接吻难将继就业难、反贪难之后，成为21世纪中国社会三大难题之一，目前已经导致了家庭不和、夫妻反目、离婚率飙升等问题。对此，我国还没有做好全部准备。当务之急就是要赶快减缓这种增长势头。从这个角度上讲，反对歧视小男人，开展小男人维权运动，让千千万万的小男人顺利成长、涌现，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龙先生之后还有许多专家学者做了精彩发言。最后大家达成了几点共识，发表了《中国小男人维权运动共同宣言》。宣言指出：一、开展小男人维权运动十分必要，属国际首创，是翻身做主人的中国人民对国际民权运动的巨大贡献。二、全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为我国所有小男人维权运动的当然领导，协会将专门设立小男人维权部作为小男人维权运动协调机构，隶书于灵长类小动物维权分会。三、创办刊物，开展民众教育。初步打算创办一份中英文半月刊，英文刊名为《Little Superman》，中文刊名为《绿豆猛男》。四、与妇女组织协作，面向妇女开展反歧视工作。

从开幕到结束，会议始终在一种热烈的氛围中进行。据记者统计，短短三个小时的会议，鼓掌就有1698次，累计时间长达四小时之久。

但与会场的气氛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会场外聚集着许多女性示威者。这些女性各个年龄层的都有，从丫头片子到老奶奶不等，不过最多还是年轻女性。她们高喊着反对小动物保护协会、反对小男人维权运动的口号。其中一位PLMM对记者说："淘汰小男人是生物进化、时代进步的必然要求，小动物保护协会的举动是在逆历史而动，我们要坚决反对！"另一位老太则颤巍巍地说，我们每个妇女都有嫁高个帅G的权利，这是宪法赋予我们的。还有一位富太太抱着心爱的小狗说："本来，大多数女人都是小动物保护协会的FANS，可没想到他们竟然这样自绝于人民。我强烈要求糊奶奶下课！"

记者就此事现场采访了全国小动物保护协会新闻发言人高先生。高先生一脸无奈地说："子曰，惟女子与小动物难养也。"

 

 

即将过去的2004年是与时俱金、继往开来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市居民按照三块手表的要求无聊生活、努力工作，幸福感洋溢在大家的脸蛋上，赛过那刚下的驴粪蛋，还冒着热腾腾的蒸汽；又仿佛那稻田里的芝麻，一节比一节高。括号，注：其中农民伯伯们的幸福感高过城市居民。括号，再注：这说明我们的革命觉悟还没法跟农民伯伯高。来年我们一定要向农民伯伯学习，响应号召，扬鞭奋蹄，争取在幸福感上超额完成任务。

 

现在，时序隆冬，临近年关，正是大家上超市血拼，享受丰收果实的时候。每到这个时期，莞尔的美帝国主义总是亡我之心不死，变着花样搞非战争演变。其中每年都照例来一次的是：在12月24日晚派一个叫"圣诞老人"的间谍前来我国刺探民情。

 

圣诞老人是一个超级间谍。美帝为了训练他，不惜从自己的死对头萨达姆、本拉登、塔利班那里重金请来洋教练，进行一年364.5天的全封闭训练。然而，从1949年以来，间谍圣诞老人登陆我国大陆的妄想都没有成功，因为我们有威力无比的歼1、歼2、歼3直到歼10的战机。它们把圣诞老人挡在了伤心的太平洋上。

BUT，按照我国加入WTO的承诺，今年的12月24日晚，圣诞老人将首次以文化使者的身份自由进出我国，不得阻挠。作为交换，我们的轮子功可以在白宫的马桶上开设办事处，享受每年5000万美圆的特殊津贴，外加一叠手纸。

为了做好对这位明为文化使者、实则美帝间谍的圣诞老人的防范工作，我局特就12月24日的居民行为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1.            该间谍身材矮小，年龄很老，常留花白的大胡子，穿大红棉衣、戴红色的小尖帽。居民朋友们看到此类穿着的人应提高警惕、小心防范！

2.            该间谍常背一个袋子，袋子里有什么，目前还不知晓。据传是一种叫做"快乐"的独门暗器。居民朋友们出门应携带面具以防中镖。

3.            该间谍可能会入室作案，其基本作案路线是走烟囱里爬入。居民家有烟囱者应在这一日用砖块堵死。

4.            该间谍每次作案均会以袜子、尤其是童袜作为炫耀的标记。居民朋友们应把家里所有的袜子锁入衣柜，不得穿着。如果脚板实在冻不过，推荐使用手套。

5.            该间谍善于从孩子口中套取有用情报。居民朋友们应管理好自己家的孩子，否则将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连坐。对于特别天真的孩子可以事先用胶条封嘴。

6.            最重要的一点，如果发现该间谍作案，居民们不能予以当场抓获，以免引发不必要的外交纠纷。推荐的行为模式是：大家都不要理它，把它彻底孤立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

7.            对于因遵照第3点行事而被烟呛了的居民，我局已经准备好了金嗓子喉宝和高压氧仓。欢迎居民们免费使用！

8.            对于因遵照第5点行事而被胶条撕破了嘴的孩子，我局已经准备好了蓝汞和消炎药。欢迎小朋友们免费使用！

最后，祝大家新年愉快！本局将在新的一年里，秉持"立局为公、执枪为民"的宗旨更好地为广大居民朋友们服务！

黑猫市老鼠街公安分局剩蛋办

二00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上午，写《马家爵：末路悲情》的时候，心里一直很纳闷：马家爵为什么要杀人？杀人后，又为什么要逃亡？许多网友也象我一样有这样两个疑问。傍晚，看新闻，记者采访马家爵也提到这两个问题，并得到了回答。

按照马家爵的回答（不排除另有隐情，也许有人说他在作秀）：他之所以杀人，是因为打牌时与四位死者起了口角。四位同学指责他作弊，他辩解自己没有。由此吵了开去，翻出了很多陈年旧事。这些同学都是他大学里最要好的朋友，他一直以为对方也把自己当作他们的好朋友。但吵架中，他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四位同学措辞极为难听，他觉得非常绝望，因此起意杀人。

有人觉得，这个理由也太简单，简单的让人觉得不太真实。因为这么点小事而连杀四人，实在不可理喻！但我认为，这个理由大体是成立的。

对马家爵杀人动机的分析不应局限于这次打牌事件，而应考察马家爵的整个成长过程。他出身贫寒，这是他来到这个世界时无法改变、无法选择的。因此，他从小非常自尊（或者说自卑），非常在乎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他努力读书，力图得到别人的尊重，让自己能够合格地站在这个世界面前。对于别人的友好，他报有很大戒心，生怕别人是因为可怜而做出的。但一旦他确认别人是真心对他好，他就会全身心的投入、回报别人。但即使如此，他也不会用言语去表达自己对别人的感激，因为他怕被别人误解为乞怜。这从他写给十四叔、十四婶的信中就可以知道。他就象一只刺猬，小心地保护着自己，狐疑地看着这个世界。只有在确认外面安全后，才会舒展自己的尖刺。所以他给同学的印象是：孤僻、沉默，多疑。

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性格必然使他更多地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冷漠无情，而不是美好温暖。他越是象刺猬样保护自己，受到的伤害就越多越大。他一定无法明白，使他受到一次次伤害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恰恰是他自己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因此，他是的压抑的，他是孤独的，他无法向人倾诉自己的痛苦，陷入了一种类似于受迫害妄想症的精神状态。高三的时候，他突然出走。这是一个征兆，说明这种孤独、痛苦的压抑已经积累到了快要爆发的阶段。

但高考的成功，无疑在最后时刻给了他一根救命稻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的心理压力。如果高考落榜，我想他早在几年前就崩溃了。马家爵在《给十四叔、十四婶的信》中说："直到上大学之后，一个农村小穷人见世面了，长见识了，人也变得开朗多了。"那时的他是阳光的，尽管他还是阴翳、多疑地打量这个全新的世界。他找到了四个好朋友，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打牌、一起踢球、一起看毛片、一起高尚、一起堕落。在前二十年里，他从来没有象在大学里这么快乐过。他是个夜行人，他热切地渴望着光线的出现。老天待他不薄，现在他终于看到了那穿破黑暗的灯光。温暖的灯光照亮了他阴翳的心灵。他非常珍惜这份难得的灯光。他小心地呵护着它，生怕友谊的灯光会熄灭，把自己从新推入彻底的黑暗。尽管他仍是担心，无法释怀，但他以为以后灯光是不会熄的了。他逐渐放松了对这个世界的警惕。
直到有一天，临近毕业，压力再次袭来，他的内心起了微澜，致命的裂缝在逐渐蔓延。消解压力、弥合裂缝的心理需求自然驱使他去找最好的四个朋友打牌。但他们都不知道这却是他们的友谊的最后一幕，接踵而起的是疯狂的凶杀。作弊的争论成了导火索，四位好友开始指责他平日的不是。这些都是马家爵没有想到过的。真心的付出换来的却是唾弃和不齿，这再次印证了自己以前的担心。他觉察到了自己大学数年的可笑。这种可笑，好友们在整个大学期间都洞若观火，看的一清二楚，而自己却还毫无察觉地继续着。这让非常在乎别人看法的他尤其愤怒。他绝望了、他幻灭了，他彻底回到他黑暗的大本营，并在大本营里举起他的有力的石锤和寒光闪闪的军刀。

疯狂的凶杀之后，他开始思考自己的后路。摆在他面前的有三条路：自杀、自首、逃亡。他选择了逃亡，因为自杀，他下不了手，疯狂的凶杀耗去了他全部直视鲜血的勇气。自首，不是他的意愿，因为他死意已决，不愿看到由于自首而被判无期。他选择了最痛苦的道路——逃亡。他告诉记者：这样他就会被判死刑。这是他给逃亡的一个理由。

我在《马家爵：末路悲情》中写道："从杀人到落网，中间是一条没有未来的逃亡之路。马家爵错了，错的可悲可叹！他错误的杀人，又错误地选择了逃亡。"现在看来，这不是错，这是马家爵的宿命。今天的结局早在23年前已经种下，来自死神的通缉令早在那时就附着在他灵魂的深处。

从本质上讲，马家爵是个认真的人，他想认真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世界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太认真了，认真的不得不幻灭，不得不在幻灭中走向疯狂，不得不在疯狂中走向死亡。如果大一时他就在自己床头贴上一张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也许以后的一切就不会发生了。2004/3/16

 

无疑，马家爵是该死的。古往今来，杀人者偿命，天经地义。

 

但我们仍然难过，心中满是悲悯。

生命是宝贵的，哪怕是一条取消别人生命的生命。

作为杀人犯的马家爵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作为一条爹娘生爹娘养的生命，马家爵是值得同情的。

对于生命来说，刹那之间降临的死亡并不可怕，因为在此之前，你并不知道死亡会降临；在此之后，你已感受不到死亡的痛苦。

可怕的是看着死亡慢慢降临。它以一种不可逆转的必然力量向你走来。你听到它的脚步声，那么的清脆，就象你来到这个世界时的第一声啼哭。

这是生命不可承受的！马家爵承受了！在死刑来临之前，他已经用这种不可承受的承受为自己的行为赎罪。死刑，对于他来说只是赎罪的结束，而不是赎罪的开始。肉体的消亡带给他的将是幸福的解脱。

从杀人到落网，中间是一条没有未来的逃亡之路。马家爵错了，错的可悲可叹！他错误的杀人，又错误地选择了逃亡。其实，就他而言，正确的选择是杀人之后立即自裁。逃亡只能导致更大的痛苦。

我们无从知晓这十几天的逃亡，马家爵都是怎么过来的。度日如年，惶惶不可终日，昨天还一切正常的生活就此陷入死地。170万警察、13亿群众，还有高悬于众生之上的正义之神。一条孤单的生命在这正义的惊涛之下风雨飘摇。末路之上，无人送行。

3月15日，一个对着虚假大声喊杀的日子，马家爵被捕了。天涯海角鹿回头，留给马家爵的是死路。他终于可以洗个热水澡，换上干净的囚衣，安安稳稳地睡个踏实觉，不用担心警察的追捕，不用考虑群众的举报。他只要说出一切，用嘴划完生命的最后一道火光。

16日，马家爵在三亚看守所写下绝命书：《给十四叔、十四婶的信》。在信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个马家爵：出身穷苦，自尊好强，情感丰富。很难相信，这样一封情真意切的家书是出自一个连毙四命的杀人犯之手。但这的确是真实的。在亲戚的眼里，他是一个好孩子，听话，有志气，学习好；可他最终成了一个杀人犯，而且是一天杀一个，手段残忍，无以复加。从好孩子到杀人犯，他的生命中经历了怎样的事以至于完成了一个如此大的转变呢？是什么促使他制造了这场悲剧并最终毁灭了自身呢？

是生命的自尊！自尊使他出身贫寒而不坠青云之志，成功考入大学。同样是自尊，使他无法忍受同学对他打牌作弊的无端指责。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想象，在他从小到大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还有多少事，还有多少的白眼，还有多少假惺惺的同情，让他的幼小心灵受伤、流血。他是压抑的！压抑带来了更大程度的自尊心膨胀。自尊心膨胀促使他走向最后的疯狂。对于这种自尊的疯狂，我们不应该一味的指责。我们应该以尊重和悲悯之心来谈及他，毕竟他没有在逃亡时继续疯狂。

在三亚，当看到摊主发现自己拣食别人的残羹冷炙时，饥饿的他掏出了1.5元，要求摊主卖一碗给他。这一自尊的行为赢得了摊主的尊重。摊主免费给他盛了一大碗米粉。面对这位自尊的罪犯，难道我们不应该象这位摊主样给予起码的尊重么？

我们不知道，回到云南的马家爵现在是否已经平静下来了。一切都结束了，是该平静的时候了。在忏悔和痛哭之余，马家爵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一生。没有树立自尊的生命是可悲的，不怜及生命的自尊也是可怕的。自尊帮助马家爵取得成功，也蒙蔽了马家爵的双眼，让他看不到人世的美好，让清澈的生命充满了罪恶。因此，在自尊之外，我们的生命还需要一丝平和。想想那晚和自己在河边聊天的男人，想想免费给自己粉吃的摊主，马家爵，你难道没有感受到一丝人世的温暖么？我们真心的希望，当你走向刑场时，充满你内心的不是愤懑、不是怨恨，而是这丝温暖、这份平静！愿你来世，走好！       2004/3/16

 

 我不是研究中共党史的，对那些党争倾轧的烂事也没什么兴趣。但昨日等车，实在无聊，就从书摊上买了本《中共50年》，权当消遣读物以打发裹步的时光。

 

 

《中共50年》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王明。很小的时候，就听村支书讲过，王在党内是个大才子，能把马、恩的著作倒背如流，可他却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唱对台戏，很早就犯错误下台了。那时，我还不知道马、恩是哪国人，也不知道他们写过几本书。我曾经试图就这些问题向支书请教，但村里最有学问的他对我的问题很是不屑，冲着我骂骂咧咧地说："去，去，去，你个小屁孩，管这些事干嘛，说了你也不懂！"

 

现在，我这个小屁孩长大了，也知道马、恩是德国的，著作多得可以压死人。我想，把这么多的书都背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年的村支书说得也过于夸张了些。不过，王的确是个很有才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写过很多的报告、文件、宣传小册子。按现在的说法，他是个绝对的"快枪手"。然而如今，这些著作因其主人的倒台也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中共50年》完成于王客死异乡的最后岁月。我原以为和王的其他著作一样，这本书也不可能在国内重见天日；却不知道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东方出版社就曾以"现代史料编刊社"的名义出版，当然是"有控制范围地供有关领导和党史工作者参考"的"内部"书籍。现在，我看到这本《中共50年》就是2004年根据以上版本重新出版的，属于《现代稀见史料书系》之一种。

从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的今天，时间已经过去了20年。在这20年里，"今天淘汰了昨天的生活方式，下午增高了上午的文化程度。生活和文明瞬息千变，变化多得历史不胜载，快到预言不及说。"（钱钟书 《人 兽 鬼》）可对于这本书来说，它的命运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在它的封面上，还是赫然印着"内部发行，仅供研究"的字样。与此相联系，同样没有变化的是，中国的读者还是被划分为"内部"和"外部"两大类。"内部"读者由领导和专家构成，他们象《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一样具有超凡脱俗的识别能力、防腐拒变的免疫能力，可以放心地阅读谎言、享受堕落而仍然坚定地站在真理和高尚的阵营里。"外部"读者则不同，他们是天生的"愚民"、"黔首"、"群氓"，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心智不全、易受鼓惑，因此需要领导给他们划定一个阅读范围，以免上了坏人的贼船，结果害人害己害社会。

孩提时，我经常听大人们讲小白兔和大灰狼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兔妈妈爱子心切，外出时总把小白兔关在屋里，还告诫它千万不要开门出来，外面有凶恶的大灰狼。现在想来，我们的国家真的很象童话故事中的这位兔妈妈。只不过，我们的生活并不如童话那么美好，我们这些"外部"的读者也不愿意做永远的小白兔。

今天，内外有别的人为鸿沟仍在继续，把民众当作小白兔禁闭起来的那扇门还没有完全开启。但我这位"外部"读者已经稍感欣慰了，因为今天的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花10块钱在到处都是的地摊上买到任何我想要的"内部"读物，而这在20多年前是难以想象的。我得感谢市场，是市场使得这些读物从"内部"流向了"外部"。我还要感谢技术，是技术的进步使得大规模的影印成为可能。在市场和技术的双重冲击下，这些人为的鸿沟已经名存实亡，而且必将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

2004/11/24

     今日之中国，对教育危机的讨论已然成了一个全民性的话题。这一方面说明吾国吾民对教育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中国教育确实沉痼已深、积重难返。在各式各样的讨论中，从应试教育的坏推出素质教育的好几乎成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言说模式，好象不喊几嗓子"拥护素质教育，打倒应试教育"之类的口号就没有资格讨论教育问题似的。但笔者以为，素质教育只不过是这个改革年代的又一个美丽的口号而已！

一、应然目的与实然目的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所有教育改革需要解决的、首要的根本问题。从理论上讲，现代教育以培养自由、完整、丰富、和谐的主体人为目的，台湾将此概括为"全人教育"。正是根据这种认识上，人们普遍认为应试教育歪曲了教育的本意，它是"以考试竞争为手段，以满足升学、就业的需要为目的而形成的一套教育机制，其实质和核心，是将培养的目标――人――设定成手段、工具"，因此才得出必须否定应试教育、进行教育改革的结论！

     这样的结论表面上看是没错的，但却过于简单化。因为它在认定应试教育异化教育目的之前忘了一个问题，即：是什么使中国教育堕落成了应试教育？教育是不会自动堕落的，在教育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社会力量使得教育偏离了自身的崇高目的。这种社会力量就是整个社会的权力和利益结构，它会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确立一个教育的实然目的来偷偷替换教育的应然目的，并围绕着这个实然目的来逐渐建构整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和学校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目的的异化并不是教育的过错，而是社会的过错。教育的异化只不过是整个社会异化的一个表征而已。当整个社会不想让人成长为"人"而只想要一批集权体制下的"才"时，你要教育何为？教育又怎能不堕落到应试的程度？

     因此，要推行教育改革、解决教育危机，我们应该具有更宽广的视野，而不是停留在就教育谈教育的层面。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学习陶行知等前辈的教育精神，把教育改革与社会改造从新联系起来。不谈社会改造却侈谈教育改革，这种半截子的教育改革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就是社会大环境决定教育小气候的缘故。今天的素质教育正是这样一种半截子的教育改革！

      当社会大环境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只能是应试教育时，强行推行素质教育，其结果是要么最终失败，要么就沦为一种新的变相的应试教育，即"素质应试教育"。这几年推行素质教育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点。各地都在大量报道校内"减负"校外补、应试与素质"两张皮"的情况，而所谓琴棋书画之类的艺术教育更是让本已超负荷运转的学生苦不堪言。

     按理说，每个人都是自身利益的最好评判者。作为父母和监护人，学生家长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在这里，根本无需那些改革者们的殷切教导。可为什么好心的改革者们明明已经指出了"素质教育"的康庄大道，而那些"愚顿"的家长却还要死命地往"应试教育"的死胡同里钻呢？此即社会大环境使然！家长们只不过是顺从了这个社会大环境的要求。他们给孩子加压、让孩子学外语、逼孩子学一大堆的琴棋书画、鼓励孩子考各种名目的证书，他们做的没错！对于孩子的未来来说，这是一个在现行社会大环境下的最优策略。

二、实质公正与程序公正

      以公正论教育，我们可以从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角度加以分析。所谓教育的程序公正就是每个公民都能获得公开平等的教育机会，并通过一个公开平等的考试制度获得进一步的教育。所谓教育的实质公正就是教育应使学生都能按照其固有的潜能充分发展成一个自由、完整、丰富、和谐的主体人。一个完善的教育制度应该能完整统一地实现二者的要求。

     素质教育是奉实质公正为圭臬的，它试图通过在学校推行素质教育实现教育的实质公正，把学生锻造成自由、完整、丰富、和谐的主体人。但如上所述，教育的目的并不取决于教育本身，而是取决于社会。当我们的社会只需要"才"而不需要"人"时，教育的实质公正实际上已经失落了。面对这样的社会大环境，我们半截子的素质教育无疑是在对牛弹琴。同理，应试教育也无法实现教育的实质公正，但以往的历史经验表明应试教育却大体上落实了程序公正。最起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现在那些应试教育的批判者，都是在应试教育下长大成人的，他们构成了今天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力军，活跃在社会的各个岗位上。而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又有多少有志青年热切地盼望着高考的恢复。正是通过高考，草根阶层的他们得以从牛棚和农田中走向学堂，获取知识，施展抱负。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还真的难得找到几个像应试教育这样大体上程序公正、保证社会流动的社会体制。     

      立足现在，当社会改造无法启动、教育的实质公正已然失落时，我们的教育改革应坚持程序公正优先于实质公正的原则，应把重点放在尽力维持、提高、加强现有应试教育体制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减少甚至避免应试教育的各种弊端方面。但很可惜，我们的教育改革者们却一味地标榜"素质教育"，热衷于"和世界接轨"，把教育改革搞的轰轰烈烈。结果是大学收费越涨越高，寒门学子被挡在了大学校门之外；高考分省命题的试点越来越多，原本就存在的地域歧视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甚至有人主张取消高考，笔者不知道没有了高考分数，我们还怎么去公平地录取学生。靠面试吗？靠平时的综合测评吗？在整个教育还处于行政体制之中的今天，这些方法是比高考更公平呢，还是比高考更容易滋生腐败？

三、开眼教育与瞎眼教育

      什么是素质教育，每一位教育改革者都可以为我们描画出一个宏伟的蓝图。但其实，素质教育很简单，"开眼"即是素质，"开眼"即是人文。所谓"开眼"，就是让学生用自己的眼睛真实地观察这个世界，让学生用自己的喉咙自主地说出独立的声音。没有了这种"开眼"，任何知识的学习都会变成孩子生命中了无趣味、难以承受的负累。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素质教育陷入了名实不符的境地。与以往的应试教育一样，它仍然是一种"瞎眼教育"。我们生怕孩子睁眼看世界，因此人为地割裂孩子的精神世界，只敢在自然科学领域培养所谓的创新精神，而一涉及到社会领域则继续让孩子摇头晃脑地背答案。这样的素质教育怎么可能培养出完整的人。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如果我们真的做到"开眼教育"而不是"瞎眼教育"，那么学生幼小无暇的心灵自然会生发出对世界、社会和人生的兴趣，他们会主动地去探究人世的真善美。而当他们感觉到缺乏探究的手段时，学习各种知识、技能的自觉性就会苏醒。由此，这些知识、技能才能真正成为与生命融为一体的素质，而不是与生命体验游离的知识。在这种自觉的学习中，孩子的精神才会自由、健康、茁长地成长为一棵伟岸的大树。

      这就是教育中的"育"。"育"是第一位的，"教"是第二位的，"教"是为"育"服务的手段。应试教育把二者的关系搞反了，现在推行的素质教育也没能理顺这个关系。它们仍然是在沿着"教"比"育"更重要的应试教育轨道运行，因而把改革的重点全放在教材、教师和学校体制之上，却忘记了去真正开启孩子的心灵、唤醒孩子的兴趣。这种以应试教育的逻辑推行的素质教育实质上仍是一种应试教育。如此名实不符的教育改革很有可能成为赚了吆喝赔光老本的买卖。                                                                                        2004/9/18

      网友冯一刀发了个帖子《愤青是愤青，民族主义者是民族主义者》，意图为"愤青"正名，厘定"愤青"与"民族主义者"的界限。但很可惜，这个帖子并没有完成它原本的意图，反而把这个语词问题弄得更加云山雾罩了。

 

关于愤青与民族主义者，冯一刀说："所谓愤青，就是正直、善良、有同情心的青年；往大里，又具有关注民生疾苦的胸怀。而正直和善良，我以为这是愤青最重要的素质。民族主义者通常头脑发热，做出不理智的行为，这难道是正直和善良导致的么？民族主义者心胸狭窄。你能指望一个心胸狭窄的人正直、善良、有同情心？"

 

 

冯的这种界定是值得商榷的。不管"愤青"这个词以前曾经多么美好，不容否认的是今天的人们已经逐渐把那些叫嚣极端言论、发泄非理性情绪、不进行理性思考的人指称为"愤青"。冯很看不惯这种语词含义的嬗变，说这种嬗变是"莫名其妙"。不错，这种语词意义的社会性嬗变的确有点"莫名其妙"，但这并不等于说这种词义嬗变就是荒谬、错误的，而是说这种词义嬗变有着其内在的社会原因，只不过我们无法准确说出引起其嬗变的奥妙所在罢了。

 

按照古希腊智者学派的观点，语词的含义、拼写、语音等等都只是大众在日常使用过程中的约定俗成。当然，这种约定俗成会在语词的进一步传播中逐渐发生嬗变。在这种情况下，对待语词的科学态度应该是主动接受嬗变后的新词义，而不是象冯先生那样拒绝。实际上也拒绝不了，除非你不想和同时代的别人沟通。比如，大家常说"逃之夭夭"，你就不能说"逃之夭夭"是"桃之夭夭"的误用，所以我拒绝使用这个词。又比如，上海有个地方叫"莘（XIN）庄"，你就不能嚷嚷说这个字正确读法是"SHEN"，所以我要叫这个地方为"莘（SHEN）庄"。你如果真的这样做了，并以为这样就显得博学而正确，那真是丢死人了，因为别人只会看到你吊书袋子时的可笑，并由此联想到那个通晓"茴"字N种写法的孔乙己。

 

所以说，冯先生非要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于将倾，为愤青恢复名誉，这种做法注定是要徒劳的。在今天的中文网络中，"愤青"一词已经逐渐用来专指那些叫嚣极端言论、宣泄非理性情绪、不进行理性思考的人。不管你是否看得惯这种词义嬗变，它已经确确实实地、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

 

在这种意义上讲，"愤青"大概就有了很多种类型，比如鼓吹反美的愤青、鼓吹反日的愤青、鼓吹激进革命的愤青等等。下面，我们就来进一步谈谈"反日愤青"的词义问题。

 

在"反‘反日'"的网络言论中，"反日愤青"是一个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语词。一些主张理性反日的人士一看到这个词就头疼，立即会象被马蜂蜇了一下样，跳出来现身说法，用自己的理性反日主张来证明这个词用错了，声称这个词是在一杆子打倒一船人。其实，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仅从语词的结构就可以看出，"反日愤青"是一个偏正词组，"反日"是用来修饰"愤青"的。"反日愤青"的词义是"反日的愤青"（与"反美愤青"是同一层次上的概念），而不是：反日即愤青。也就是说，"反日愤青"一词并不是指所有反日人士，而是专指反日人士中叫嚣极端言论、宣泄非理性情绪、不进行理性思考的人。这类人经常疯狂叫嚣一些极端反日言论，称他们为"反日愤青"是非常准确的。当然，反日人士中也不乏反日而不愤的理性派。但是，就中文网络上的反日人群而言，极端份子肯定是占据主流的位置，他们也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最容易对现实生活产生冲击、制造"莫名其妙"的反日事件，因此就造成了一种语词的错觉，以为反日愤青就是指所有反日人士。而实际上没有哪个"反‘反日'"的帖子会去断言所有反日人士都是愤青。

 

稍微有点语言哲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语词总归是一种概括，它指称的总是某种社会现象的主要特征，而不可能穷尽现象所包含的所有因素，因此才有言不尽意、挂一漏万之说。应该说，"反日愤青"一词恰如其分地概括出了网上反日人群的主流特征。但这个词并不排除也有少数反日而不愤的理性人士存在。不过，他们的存在并不能改变网上反日人群的主流特征。所以少数反日而不愤的理性人士跳出来反对这个词的使用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反日愤青"这个词本来就不是说你的，除非你也放弃了自己的理性，与那些没脑子的人一起去嗑药。

 

 

 

春天来了，我着薄衫；夏天之时，我一身短打；到了秋天，我套上毛衣；隆冬时节，我则把自己裹在厚重的棉衣里不出来。我这样穿衣，算是道法自然，顺天而行。而如果我春夏裹棉衣、秋冬着短衫，这就是逆天而动、不合时宜了。穿衣如此，时代亦如此。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衣衫，每个时代也都有每个时代的主题。

那么，今天中国的时代主题又是什么呢？按官方的正式说法，和平与发展。要和平就是要与各个国家、包括日本在内发展正常友好的外交关系，要尽最大努力避免战争、包括中日战争的爆发。要做到这点，首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要把其他国家的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当作与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正常人对待，因为任何一个自居为正常人的人是不会或不甘心长期与一个被自己认为是畜生的东西保持平等友好关系的。但正是在这个前提上，我们看到了反日的"不合时宜"。由于集体苦难的历史原因和日本右翼不断挑衅的现实原因，反日分子极度情绪化地将今天的日本国民、日本民族整体妖魔化。于是就出现了一些非常荒谬的言论，比如，有的反日分子断言日本人全是毫无廉耻的性变态者、根本没有资格活在世界上，有的则认为日本根本就没有历史、其国民全是唐朝流放犯的后代。从这些臆造地、虚假的预设前提出发，反日分子发展出了一套有罪推定的阴谋论思路，认为日本在与中国交往中总是狼子贼心、处心积虑、图谋不轨。在这种阴谋论思维的左右下，一些再普通不过的中日交往也成了日本巨大阴谋的一部分。比如，日本的化妆品就被谣传为毒害中国人的隐形基因武器。沿着这种思路往下推，则一切现时的中日和平交往都成了中国卧薪尝胆、积蓄力量的暂时性措施，而其最终目的只是为了在未来某天必定爆发的中日决战中一雪其耻。反日分子的这种思想是极其危险的，如果这种思想成为中国民间的主流思想，那么中国真的将被拖入战争的泥沼。和平将不复存在，生灵将再遭涂炭！

要发展就要促进与各国、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贸易，要尽最大努力避免贸易摩擦、包括中日贸易摩擦的发生。今天的中国正在努力融入经济全球化，以期获得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也日益变成一个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但在这个时候，反日分子却再次不合时宜地打出了抵制日货的口号。关于抵制日货的讨论，网络上已经讨论了很多很多。但笔者以为，抵制日货最关键的难题在于我们无法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准确界定什么是日货、什么不是日货。这是反日分子无法逾越的一个技术性难题。更何况，今天的"日货"概念也早已从有形物品，向无形的技术、金融、商业、物流等服务业扩展。在这种情况下，日货更成了一个无法捉摸的范畴。因此，抵制日货的最终结局要么是流于无法操作的口号，要么就变成盲目排日。如果一个反日分子真的想在现实生活中贯彻抵制日货的主张，那么除非他是一个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货物鉴定专家，否则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

以上是以官方观点论。而在笔者个人看来，当今中国的时代主题乃在于解决制度认同危机，为中国永远跳出黄炎培周期律寻找一个制度平台。虽然今天的中国看起来一片繁荣，但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制度认同危机。这种危机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改革本身在促使中国走向繁荣并为现存秩序提供合理性证明的同时也是对传统意识形态和现存秩序的一种消解；二是中国的经济改革缺少政治改革的配套，这种跛脚的改革造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即社会不公。由于经济改革采取自上而下的路径，同时又没有有力的政治改革来约束改革领导阶层的自利动机，因此改革的丰硕成果并没有实现利益均沾，而是主要落入了作为改革领导者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口袋。在这种情形下，社会不公会引发公众对现存制度强烈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的积蓄很有可能会使中国多年发展的成果在下一个政治风波中损失殆尽，从而再次重演黄炎培周期律的悲剧。因此中国需要居安思危，尽快消除这种制度认同危机。而要做到这点，关键就是要稳步实现政治民主化。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对毛泽东说，大凡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神，因而生气勃勃；而一旦环境好转，便惰性发作，人亡政息。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黄希望中共诸君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时间已过去了近一个甲子，黄钟大吕，言犹在耳，但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仍是举步维艰。因此今日中国之时代主题乃在于消除制度认同危机，稳步实现政治民主化。这是一个对内用力的过程。而我们的反日分子却偏偏要拳头往外伸，把对祖国的爱片面曲解为对日本的恨，刻意地渲染日本的威胁。这样做只能掩盖问题，导致主次不分，延误中国全面现代化的进程。

面对今天的制度认同危机，当前我们的政府迫切需要对现存秩序进行合理性论证的资源，这种资源主要来自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上快速发展的证明。由于认同危机是如此的迫切，以致于今天我们对经济快速增长的要求几乎都变成了刚性的。我们的政府已经无法容忍经济低速发展、徘徊不前甚至负增长了。二是政治上意识形态的证明。在这一点上，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衰弱，目前政府几乎是无兵可用。惟有包括反日在内的民族主义思潮才稍可利用。这就决定了今天政府对包括反日在内的民族主义思潮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它需要通过民众反日来强化民族情感和制度认同，另一方面它又不希望反日激烈到妨碍国家的和平与发展，导致经济放慢步伐。由此，政府必然对反日行为采取纵容和弹压并举的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讲，反日只不过是政府延缓制度认同危机的一枚棋子而已。

2004/10/7

数年前，王朔大战金庸，抛出奇文《我看金庸》。文中写到：

"我一直生活在中国人之间，我也不认为中国人有什么特别的人种气质和超于世界各国人民的爱恨情仇，都是人，至多有一些风俗习惯的讲究。在金庸小说中我确实看到了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那么狭隘，粗野，视听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有严重障碍，差不多都不可理喻，无法无天，精神世界几乎没有容量，只能认知眼前的一丁点儿人和事，所有行动近乎简单的条件反射，一句话，我认不出他们是谁。读他的书我没有产生任何有关人、人群的联想，有如在看一堆机器人作业，边读边问自己：这可能吗？这哥们儿写东西也太不过脑子了！一个那么大岁数的人，混了一辈子，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莫非写武侠就可以这么乱来？

"我认为金庸很不高明地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这群人通过他的电影电视剧的广泛播映，于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中国人的真实形象，给了世界一个很大的误会，以为这就是中国人本来的面目。都说张艺谋的电影歪曲了中国人的形象，我看真正子虚乌有的是金庸，会些拳脚，有意见就把人往死里打，这不是热血男儿，也与浩然正气无关，这是野生动物。"

第一次读到这两段文字时，我笑得肠子都打结了。事后想想，王朔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金庸小说里的人物的确不是中国人的真实形象。那时，我也以为，这种人在现实的中国大地上根本就不存在。

不过到了今日，我知道自己错了。在中国这个无奇不有的大林子里，还真有如王朔所描绘的那种金庸人物。他们就是仇日愤青！

仇日愤青的思维都很COOL，他们多以名门正派自居，喜欢刀口舔血，快意恩仇，拳头上见分晓的江湖生活，而比拳头大得多的脑袋则基本上处于下岗的状态。总结仇日愤青的思维，我们可以发现几点共同的精神病征候，它们构成了仇日愤青全部言行的逻辑基础。

一、仇恨就是一切。

正常人的眼睛都是长在脑袋瓜前面的，处于脑壳下方，鼻梁上方。但仇日愤青的眼睛却很独特，它们长在脑袋瓜后面。所以当生活在往前走的时候，他们眼睛看到的却只有历史、只有仇恨。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是经常挂在他们嘴边的格言。他们咬牙切齿，个个摆出一副复仇者的模样，把全部生活的乐趣都简化为对历史仇恨的回忆和对未来复仇的憧憬。他们一遍遍重温历史，不断强化仇恨的心理暗示，终于把反日训练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习惯。当然，这种长期的仇恨训练毫无疑问会对肝脏产生不良的影响。于是，课间休息的时候，他们又去找来一些关于日本人可笑的证据拿来嘲讽取笑一番，算是放松神经了。

二、最美是暴力。

偏好暴力是仇日愤青的最大特色。暴力色彩不但表现在他们的行为中，还表现在他们的语言风格中。有时候，我真怀疑他们可能都是黑社会的BIG BROTHER。在他们的字典里，合作、协商、妥协、宽容等词汇是不存在的。铁血的他们几乎清一色的战争贩子，整天叫嚣着血债血偿、中日必有一战。如果把他们与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德国纳粹分子的言论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

三、我爱国，我怕谁。

仇日愤青都是偏执的目的正义论者，认为只要是为了爱国就可以不择手段。这种以目的证成手段的逻辑催生了一种"我爱国，我怕谁"的流氓态度。在爱国的旗号下，他们抛弃起码的理性和做人的基本准则，肆无忌惮发泄自己心中的仇恨。在他们眼里，法律只不过是一堆废纸。他们相约去锄奸、围殴日本游客、无故咒骂日本人。对于这样的暴民行为，他们津津乐道，还总是洋洋得意地说连警察都不管呢！如果你建议他们不要这么暴力，可以采取法律途径和平解决问题，他们肯定就会把你斥为汉奸！

四、别人禽兽，我禽兽。

每当有人指责仇日愤青的暴力行径时，愤青们总会抬出一个理由：日本人也是这样的。言外之意，日本人曾以禽兽之道对待我们，我们今天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对此，我很纳闷！仇日愤青不是抨击日本人猪狗不如么，怎么也学起日本人来了，难道他们知道自己原本也是猪狗不如的？

五、不反日即汉奸。

仇日愤青的精神世界是绝对善恶对立的二元论。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很简单，只要一个问题就解决了，即是否反日。反日，好，你就是爱国英雄，聚义厅里就有你一把交椅；不反日，对不起，你就是汉奸卖国贼，我就可以用大粪、生殖器招呼你。因此，仇日愤青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简直可以和全知全能的上帝媲美。他们决不宽容，时刻攥紧着两个拳头，一个对准万恶的日本，一个对准持不同意见的国人。

2004/10/10

 

这阵子，经常光顾一些著名的反日BBS。去得多了，自然就渐生一些概括性的印象，其中之一就是：仇日愤青爱用下半身思考。更有意思的是，仇日言论越是激烈的，其下半身词汇出现的频率和烈度就越高，仿佛惟其如此才够"爽"似的！而一个所谓的"辱华"事件涉及下半身的程度越深，仇日愤青分泌的口水也就越多。要是其中还关系到中国女性的性权利，那么仇日愤青是肯定要拿全日本花姑娘来泄愤的。

 

这种有趣的现象倒使笔者对仇日愤青的性心理和性观念产生了些许探究的兴趣，于是就有了本文。

 

一、仇日愤青视性为污秽之物，因而在咒骂日本时常把日本的性观念和习俗都抖了出来，以便证明日本人之本性邪恶。这是仇日愤青攻击日本的基本套路之一。此种基本套路之所以会被广泛使用，可能缘由有二：一是拜我们传统所赐。我们的传统是谈性色变、讳莫如深的。此种传统既有数千年文化为积淀又有近几十年意识形态之强化，因此虽经改革开放20多年的风气冲刷，却仍然保持着巨大的惯性影响。仇日愤青也许在个人生活中不再反感性，但潜意识里仍视性为不洁，所以就把这种观念投射到了敌人日本身上。二是为文化封闭心态所致。今天的中国，经济的开放发展并没有带来文化心态上的开放发展，反而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的逆流。仇日愤青一边享受着经济开放带来的成果，一边却固守着文化封闭的心态。他们看不惯一切与自己文化传统不一样的东西，特别是当这个东西牵扯到性时。在他们眼里，诸如日本女体盛之类的都成了极端邪恶的东西。对于这些东西，他们必欲除之而后快，缺乏多元时代起码的文化宽容和容忍。

 

二、仇日愤青视中国女性身体为占有物。因此当中国女性遭到性侵犯或与日本人发生性交易时，身为男性群体的仇日愤青往往会展露出比中国女性多得多得多的愤怒。这突出表现在2003年的珠海日本人集体买春事件上。对此，王彬彬在《今日中国的"群众性民族主义"》中评论道："从法理上说，嫖娼就是嫖娼，在中国的土地上，嫖娼该当何罪，无关乎嫖客的种族国籍，但‘群众性民族主义'连人类最基本的理性都丧失了，哪里会理会‘法理'。他们不妨刚刚从‘洗浴中心'或‘洗头房'里提起裤子，便以‘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神情，对外国人在中国的‘买春'表现出满腔怒火。在‘群众性民族主义者'对外国人在中国的‘买春'表现出的无比痛恨中，的确可感到他们把女性的身体也视作了‘领土'之一种。外国人在中国嫖妓，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它与外国人武装占领中国的城市乡村具有同样的侵略性质，甚至是一种更可恨的侵略行为。这里表现出的，其实是一种非常陈腐肮脏的女性观。"

 

之所以说是陈腐肮脏，是因为这种愤怒表面上看是在维护中国女性的尊严，而实际上是仍然将女性贬低为"占有物"、"他者"（西蒙·波伏娃语）。这点从仇日愤青对待日本女性的态度就可见一斑了。对于日本女性，仇日愤青向来是将她们当作自己当然的可以任意处置的战利品的，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到收割的时候罢了。但既使时辰未到，他们还是随意把她们拉出来"意淫"一番，而且其想象力之丰富、之残忍，令人不由得想到两个字：BT。

 

在反日愤青眼里，日本女性不但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具有交换价值。在中日决战爆发之前，日本女性可以用来弥补反日愤青的性损失。比如，珠海买春事件发生后，就有仇日愤青以"来而不往非礼也"的精神提议中国男子也组团去东京买春。从这种提议中，我们看到一个女性所有权的交换过程。在这些仇日愤青看来，中国女性并非他们的同胞姐妹，而只不过是一个归自己所有的物品。当这个物品被日本男性染指而令自己蒙受损失后，只要再同等地染指一下日本女性，损失就可以得到弥补了。

三、仇日愤青反感日本男性身体。由于仇日愤青视中国女性身体为占有物、日本女性身体为战利品，因此作为必然的补充，他们极度反感日本男性身体，把日本男性身体看作是对自己中国男性性权威的莫大挑战和潜在威胁。2004年9月21日，应上海旅游节的邀请，日本表演团在南京路举行一个名为"追逐山笠"的民俗表演。该民俗是为了纪念传说中日本博多一位降甘霖趋瘟疫，普渡众生的得道高僧而设。每年夏天7月15日凌晨、也就是山笠的最后一天，数百名壮汉会从栉田神社出发抬着近一吨重的山笠飞奔，沿途群众泼水助阵，场面十分热闹。（以上根据 zerg-chn22网友的介绍整理）在这个表演中，表演者需要袒胸露腹，下身则象象扑选手样只沿着股沟兜着一块围布、露出大半个臀部。这本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民间文化交流活动，我们即使不了解，也应全当开开眼界一观了之。但到了仇日愤青眼里，却立即上升到民族尊严的高度，认为日本人当街露屁股是对中国人的羞辱。对此，我时常在想，假如那天在南京路上露屁股的不是一大堆体态臃肿的日本男人，而是深田恭子、藤原纪香、广末凉子等一大群体态婀娜、令人流鼻血的日本美女，那么仇日愤青还会认为这是对中国人的侮辱么？他们必定是不会的，不但不会，而且还会直呼过瘾、满嘴跑哈喇子。由此可见，反日爱国在这个事件中只不过是一个口号而已，而它真正掩盖的是仇日愤青对自己男性性权威的维护和对日本男性性挑战的回击。

 

总之，由于网络世界的匿名性，仇日愤青的"超我"约束机制很容易自行消解，从而充分展现出现实生活中受到压抑的"本我"面目。在仇日愤青的这个"本我"世界里，作为两种基本的心理动力，攻击本能和性本能都遵循快乐的原则交织在一起，自由地表达着。但在一个具有起码人性的正常人看来，这种彻底抛弃"自我"的"本我"表达无疑是丑陋而邪恶的！

 

 

 

*注：本文所谓"仇日愤青"是指极端反日分子，不包括那些理性反日人士，请勿对号入座！另外，从言论风格来看，仇日愤青绝大多数为男性青年，因此本文亦只从男性性心理角度加以分析。

 

  解读郎咸平事件，角度有N多，比如国企改革、民营经济、学术良知、媒体运作手法等等。一时间，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好不热闹。不才也耐不住寂寞，想从如下几个"独特"（？！）的角度来谈谈我们可爱的"郎"君，算是策议之外的乱弹了。

 

 

一、是谈什么，还是怎么谈

"郎"君炮轰格林柯尔、TCL等名企，矛头直指"国退民进"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如何保证国有企业改革的公正性。说实话，"郎"君祭出的那套解药早在"国退民进"政策提出之初，国内就已经有人谈及了，甚至谈的比他更详细、更具体、更深刻，当然言辞没有郎旋风那么激烈。可为什么别人谈就没有产生轰动效应，而"郎"君一谈就地动山摇呢？

这里的关键不在于谈了什么，而在于怎么谈；不在于谈的内容，而在于谈的方式。"郎"君之谈与别人之谈，在内容上没有什么特别独特之处，但在谈的方式上却完全不同。别人之谈大多只是在专业刊物上发表学术文章，在研讨会上做做报告，不针对任何具体企业，空对空地包裹着数不清的专业术语，因而变得极为温文尔雅，其影响力根本不会越出学术机构的围墙。但"郎"君却直接解剖著名企业和企业家，并借助现代媒体面对公众发言。毫无疑问，在眼球经济的今天，"郎"君的这种谈论方式肯定会带来"炮轰般"的效应。可以说，"郎"君的"炮轰"是给我们从未领略过民主言论的大陆民众上了一场生动的民主言论课。

 

 

二、美好的理论，不美好的改革

"国退民进"，本来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它的出台标志着市场经济改革开始向经济领域的最后一个痼疾发起攻击。中国国企改革进行到今天，大概已经没有什么人对"国退民进"的大方向产生怀疑了。即使是郎咸平本人在接受上海电视台记者专访时，也一再强调自己从未反对过改革，只是指出改革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但现在，经过"郎"君这一顿炮轰之后，全国人民突然发现这"挺美好的事情"里面原来并不那么美好。

美好的变得不美好了，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改革理论变成改革实践的过程中。"国退民进"政策的出台本来是自由主义派经济学在中国的一大胜利。从理论上讲，中国要最终实现自由、民主、宪政，就少不了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的支撑；而市民社会又离不开一个民营经济占主体的市场经济的支撑。因此，"国退民进"是一个关乎中国未来的不得不跨越的门槛。但这挺美好的理论在实践贯彻中被扭曲了。扭曲它的力量来自于中国现行的权力和利益结构，或者说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把持着改革的主动权，当他们无法改变改革的必然趋势时，自然就会舍而求其次，力图在挺美好的理论旗号下通过技术和程序的特别设计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这提示我们，中国的改革是极端复杂的，光有了美好的理论并不自然会带来美好的结果。甚至有时候，美好的理论带来的结果比过去不美好的理论更糟。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即使被迫放弃旧有的利益（趁机宣扬他们的高风亮节），也不会放弃对改革主动权的掌握；因为借助它，既得利益集团可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东边损失西边补。而要减少这种情形的发生，方法只有一个：加强独立"第三方"的监管，可我们去哪里找独立"第三方"呢？

 

 

三、三界外的身，五行中的嘴

小时候，不才爱听评书，常听到"阿弥陀佛，贫僧早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话。言下之意，除了他们僧人之外，其他的凡夫俗子都是在三界五行的世俗世界里打滚的。"郎"君当然不是僧人，按理说他应该是在三界五行中的了。但"郎"君又不同于中国大陆的凡夫俗子，他生活在南中国的那个自由的小岛上。因而对于中国大陆的那摊子烂事来说，他算是跳出三界外了。这种独特的身份为他创造了一个绝佳的平台，使得他可以身在三界外、嘴在五行中，声音再高八调，别人也拿他没什么办法。

而反观我们国内那些经济学家们，就没有"郎"君这么幸运了。他们都就职于各大国有研究机构，是大陆体制内的"有机知识分子"，不得不"端人家的碗，服人家的管"。而且他们还有许多在著名企业中兼任独立董事、经济顾问之类的职务，经济利益上的钩连同样令他们不得不"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软"。在这种情况下，要指望他们成为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难啊！

公共知识分子的诞生需要一个利益多元的社会、一个自由宽容的学术体制、一个以法限权的宪政政府。但今天，这些条件在我们国内都不具备，剩下的就只有眼巴巴地看着从香港空降的大尾巴"郎"来充当大陆民众之喉舌了。所以我们国内的经济学家如果也想象"郎"君那样风光，那不妨先移民香港吧！

 

1227年8月25日，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领袖成吉思汗同志在六盘山军营与世长辞，享年66岁。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缅怀成吉思汗同志的丰功伟绩，纪念成吉思汗同志的不朽英灵。

 

成吉思汗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的伟大缔造者。在长期的对敌斗争和领导国家建设过程中，成吉思汗同志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都总结、制定、贯彻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这些宝贵的成吉思汗思想是全党、全军政治智能的结晶，集中反映在成吉思汗同志亲手制定的大扎撒令中。现在，成吉思汗同志虽然英灵归于草原，但他留下的宝贵思想却仍将继续指引我们前进。

在内政方面，成吉思汗同志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革除落后的部落旧俗，推行领户分封制，制订法律，创制文字，推动了我国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他还礼贤下士，关心以耶律楚材同志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外交方面，他对外友好通商，发展国际贸易，使得远夷来服，群贤毕至，在国际上树立了我大蒙古帝国的光辉形象。

 

在军事方面，成吉思汗同志的功绩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百战百胜，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使我们蒙古帝国得以日臻强盛，国土疆界扩展至欧罗巴。成吉思汗同志虽然贵为战神，但却有着一颗无比仁慈的心。他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给广大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所以成吉思汗同志从来不主动挑起战争。至今为止，我们大蒙古帝国的对外战争都是那些可恶的邻邦背信弃义的结果。我们是不得已而战，是为了我们蒙古勇士的荣誉和尊严而战。这样的战争是正义的。那些邻邦屡次背盟，他们是撒谎者、贪财鬼、盗贼、刽子手。对于他们的挑衅，成吉思汗同志一忍再忍。但这些邻邦亡我之心不死，欺我之举愈炽。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成吉思汗同志才指挥我们的威武之师、仁义之师给了他们一点点教训。但可惜，敌人总是死不悔改，结果导致我们英勇的成吉思汗同志不得不持续地进行对外战争，直到把战火烧到莱茵河畔。这种对外战争的责任完全应该由那些该死的敌国来承担。而我们的成吉思汗同志只是迫不得已举起了屠刀。我们应该成立一个战后国际法庭，来审判这些敌国的战争罪犯们，但现在看来没有必要了，因为他们已经咎由自取，倒在了成吉思汗同志的正义之剑下。成吉思汗同志本来是打算放弃破城后屠城的规矩的，但敌国愚蠢的百姓们，竟然拼死抵抗，这就怪不得成吉思汗同志了。他不得不在砍下敌国国王的头颅之后，再次把马刀砍向这些贱民们，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起不到震慑的作用，后面就会有更多的百姓来抵抗我们英勇的蒙古勇士。为了避免以后更多的百姓身手异处，我们只好杀死一切敢于抵抗的百姓。纵观成吉思汗同志戎马一生，我们深切地领悟到成吉思汗同志的军事思想博大精深，为我们进行以后的帝国扩张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和道义力量。

 

除此以外，成吉思汗同志的家庭生活尤其值得我们全党同志学习。我们知道，成吉思汗同志国务缠身、日理万机。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完美的处理好了家庭内部关系。他对母亲诃额仑同志极为孝顺，对结发妻子勃尔帖同志一往情深，对幼年的情人合答安同志更是终生难忘。他英勇的儿子们在他的悉心栽培下，也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材。他虽然幼年杀弟、成年后又连杀自己的结义兄弟、叔叔、伯父。但那都是在这些人屡次背叛成吉思汗同志之后的不得已之举。他虽然娶了好几个妃子，但那也主要是为了在高度紧张的战争进程中舒缓一下心情。这点微言大义老情人合达安同志最早领会到了，并亲自张罗，主动让贤，还劝说小资产阶级思想浓厚的勃尔帖同志不要吃醋。总之，成吉思汗同志不但是一个至仁至义至智至勇的天才领袖，而且是一个好儿子、好情人、好丈夫、好爸爸、好兄弟，恰如其分地维护了作为大蒙古帝国第一家庭的完美形象。

 

成吉思汗同志为我党、我军、我国的事业操劳一生，鞠躬尽瘁。在他逝世前夕，他还强忍着身体的巨痛，坚持向以窝阔台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交代治国方略。现在，成吉思汗同志去了，他的未竟事业落到了我们这代人身上。让我们高举成吉思汗思想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窝阔台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周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夺取大蒙古帝国扩张事业的更大胜利！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本薄薄的、仅有150页的书。去年的9月24日下午，这本书的作者爱德华·W·萨义德在纽约逝世，享年86岁。他的死没有在中文世界里引起什么波澜，但这位牛虻似的知识分子其思想却会令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产生强烈的心灵共鸣。

 

 

 

一、关于作者及其本书

 

萨义德（Edward W. Said 1935.11.1-2003.9.24）生于耶路撒冷，受英美教育，就职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他既是巴勒斯坦人、又是美国人，还是位典型学院派文人。这些独特甚至有些矛盾的因素交织在他身上，锻造出了他特立独行的学术和政治立场，因而被誉为20世纪下半叶全球最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观其一生，萨义德坚持探讨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以学术介入现实，批评西方的中东政策，揭示西方意识形态中东方形象的虚妄，力图向世人展现一个真实的巴勒斯坦、一个真实的阿拉伯世界。在他死后，美国《国民》周刊发表文章说："虽然历届总统拒绝倾听萨义德的诤言，但是数百万公民却直接或间接地被他的演说、著作和不倦的努力所影响。近年来，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的目标得到愈来愈多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同情，因此，这位闻名世界的学者、作家、批评家和活动家的著作，是不容低估的。"

 

在萨义德本人看来，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应做的。他认为知识分子就应该"特立独行，甘于寂寞，秉持独立判断及道德良知，不攀权附势，不热中名利，勇于表达一己之见，充当弱势者的喉舌，保持批判意识，反对双重标准及偶像崇拜等。"（P146）这些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所阐述。而《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则是这些思想的集大成者。可以说，萨义德一生的所作所为为这本书做了一个完美的诠释。

 

这本书原是1993年萨义德应BBC之邀发表的瑞思系列演讲。全书共分6章，分别为"知识分子的代表"、"知识分子的流亡——放逐者与边缘人"、"专业人士与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总是失败的诸神"。

 

 

 

二、知识分子的形象及其困境

 

"知识分子"是个常用却混乱的概念。细细推敲，什么才是知识分子呢？这的确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若从职业的角度来看，凡以专业知识技术为主要工作手段的从业人士都可以称为知识分子，这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教师、律师、新闻从业者、出版界人士、政府公务员、作家、艺术家等等，也包括随着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而出现的新型从业人士，比如时髦的IT精英等。但如果从精神的角度来看，则只有具有真正知识分子精神的人才有资格称为知识分子。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今天的世界充斥着专家崇拜的思想，前一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后一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却越来越少。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开始日益消解在专业术语的汪洋大海和既得利益的关系网之中。

 

在序言中，萨义德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这种可悲的背离和历史的吊诡。在他眼里，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就是一种坚持独立理性、固守人类良知、对权势说真话的精神。具有这种精神的知识分子其恰当的角色形象是局外人、业余者、流亡者、边缘人等等。对于社会发展而言，他们的真知灼见往往比那些圈内人、专家、主流人士的观点更具有深度、更接近真相。他们力图"再现"（Representation）社会的异端、弱势、"他者"和被压抑的另一面。他们对任何体制化的集体力量都保持着足够的警惕，比如所谓的民族主义、国家利益等等，自觉地反抗各种各样的集体收编。这种知识分子注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世俗主义者，他们不相信任何神祗，反对宗教似的政治狂热，主张从相互联系的历史视角而不是以善恶二元论的眼光看待事物。

 

说实话，在今天高度体制化的社会中，知识分子要不折不地扣做到这些是太难太难了。萨义德也充分地认识到了这点。在《知识分子论》中，萨义德分析了真正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各种困境。这些困境包括知识与权力的冲突，个体与大众的冲突、独立性与体制化的冲突、知识分子与其所属民族、国家、文化的冲突，思想独立与政治介入的冲突、信仰与怀疑的冲突。知识分子怎么才能从这些冲突中突围呢？归纳萨义德的观点，其主旨就是：首先，知识分子是作为个体而不是某个集体的一分子而存在的。他具有起码的常识、良知、理性和心灵自由。在这个基础上，他要积极介入公共世界，面对公共事务发出自己个人的声音。这样，个人性和公共性就在真正的知识分子身上达到了辨证统一。以此推论，不及格的知识分子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仅强调个人性而忘记公共性的，一种则是以公共性自居而不见个人性的。前者如小资，后者如愤青。他们的共同结局是个人性和公共性的全面迷失。

 

 

 

三、如何批评美国

 

在今日中国，从政府到民间，针对美国的批评文章汗牛充栋，为美国辩护已经成为一种危险的举动。这些批评文章大多列举美国国内严重的社会弊病和霸权主义的外交政策，以此证明美国民主制度的虚伪，进而证明中国政治的合法性。

 

萨义德虽然是个美国人，但他同样不屈不饶地批评美国（他也批评巴解，因而被阿拉法特视为政敌；他更批评以色列，因而以色列多次威胁要暗杀他；他还为《撒旦诗篇》辩护，招致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反感；几乎所有有关的各方当权者都讨厌这个老头）。在《知识分子论》中，萨义德就抨击了西方意识形态对伊斯兰文化的歪曲、美国巴以政策的错误和美国民主制度的虚伪。这些批评是非常中肯有见地的。但如果我们的仇美者因此以为萨义德是同道中人，那就大错特错了。

 

萨义德认为对任何政治制度的批判都应该从历史的、互动的角度来进行，而不应该象贴标签样的将它们化约为某一种类型。比如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是在几十年的竞争历史中相互形塑发展而来的。离开了对方的作用，它们的政治也许就能发展出另一翻面貌来。基于这种对历史复杂性的清醒意识，萨义德反对任何政治狂热，包括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狂热。所以对于20世纪上半叶纪德、斯班德这些西方著名左翼知识分子在访问苏联后的政治改信行为，西方世界虽然津津乐道，但萨义德非常不以为然。因为他认为独立的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应该有宗教般的政治信仰，更别谈什么改信了。在他看来，改信只不过是由服侍一个神祗转而服侍另一个神祗。而他要问的是："为什么身为知识分子的你竟然相信神祗？此外，谁赋予你权利去想象你早先的信仰和后来的醒悟是那么的重要？"（P95）

 

由此，萨义德清醒地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和民主制度的虚伪。现在，越来越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自由主义，进而倾向于美国式的民主。在这个当口，萨义德的观点和批评无疑具有醍醐灌顶的作用。它能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由、民主、宪政从理论变成现实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避免再次陷入政治狂热和对美国的盲从。

 

不过，同样是批评美国，萨义德的批评和国内的批评却遵循着完全相反的逻辑进路。在萨义德那里，他是深刻认识到"真正知识分子的分析不许把一方称为无辜，而把另一边称为邪恶"（P99），所以他要揭露美国民主制度的虚伪性。而在国内，批评美国的潜台词恰恰是：对方是邪恶的，所以我方是无辜的。这种潜台词正好是萨义德极力批评的"善恶二元论"。

 

无庸置疑，美国并非天堂。我们赞同批判美国，但我们反对借批判美国以美化自身。如果我们不是萨义德笔下的那种"双重标准论者"，那么我们在批判美国的同时，更应该批判我们自己。

2004/9/2

 

 

首先声明，这个标题虽然有点哗众之嫌，但文中所谈问题却绝无取宠之意。

    本人是南方人，在北京读了几年书，然后到上海工作。有关京沪两地的比较，网上已经有了很多讨论。每次看到这类的帖子，我都不由自主地联系到自己的生活经验，试着扪心自问：我是喜欢上海人呢？还是喜欢北京人呢？

答案是：我不喜欢北京人。

当然上海人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小家子气、娘娘腔、歧视乡屋人等等。前一阵子还看到一个帖子说上海人不好，原因是上海人没有象北京人那样的政治热情。要说前面几点是上海人的缺点，我还承认。但如果要说对政治不敏感也是上海人的缺点，我却是不赞同的。

相反，我认为这不但不是上海人的缺点而且恰恰是上海人的优点。如果说现代民主政治是我们国家发展的目标，那么与北京人的政治热情相比，上海人的政治淡漠离这个目标更加近。

北京人对政治的所谓热情，是一种带有浓重人治味道的热情。北京是一个为全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制定基本规范的地方，但这个地方的人自己却没有遵守这些规范的意识。所有的重要规范都出自北京，但北京本身不在规范约束之列。萨达姆在接受审判时质问法官说："你难道要用伊拉克总统制定签署的法律审判伊拉克总统吗？"言外之意就是制定法律者不必遵守法律。类似的观点，我们可以在许多北京人，尤其是地位较高的北京人那里找到。

记得读书的时候，一次，我去ZZB下面的党建出版社办事，与他们办公室主任聊天，他说这个出版社80来个人干事的只有20来个，其他的都是部里各级领导塞进来的，连看门的老头我们都不敢动。我说，ZZB不是负责人事制度改革的吗，怎么自己也这样？这位主任说：那都是对省里的要求。又一次，与一个刚到GAB上班没半年的同学喝酒，他喝多了，就洋洋得意地跟我们说：最近又有一个老家的局长在北京嫖娼被警察抓了，求他到局子里捞人。他醉醺醺地说这样的鸟事每个月都有！

北京人遇到困难时的反应也是很有特色的。这时，北京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按章办事解决问题。闪现在他们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一定会是我有某某铁哥们在某某部门可以搞掂这事。另外，北京人，特别是北京的下层民众热衷于议论或者调侃领导人的发家秘史和私人生活，这也是出了名的。北京的的哥每个人都是一部领导秘史，足够戏说10000集！这完全是一种窥淫欲的集体发作，窥视的对象就是权力。这些底层的北京人天天仰视着权力但却无法分享权力，因此就以这种方式制造了一种自欺欺人的幻象。在谈论之中，他们情不自禁、飘飘然地觉得自己知道如此多的领导秘史实在是了不得，恍惚之间自己也成了领导集体的一分子。由此，他们无力、虚弱的生活获得了一种充实感，力量感。他们也许知道这一切不过是一种幻象，但他们乐此不疲！

总之，或许北京人原本很可爱，但可惜北京离权力太近了。权力败坏了北京人的味道。一切神圣的东西在这个地方都被弄的乌烟瘴气，所以我选择了离开。

2004.7.6

   最近，教师性犯罪的案件屡屡暴光，引起社会极大的反响，以至于湖南益阳竟在教师守则中规定"严禁奸污猥亵女生"。今天，用GOOGLE搜了一下，下面是部分战果：

雷绍恒，湖南永州市宁远县保安乡某小学教师，５４岁，强奸猥亵小学女生21名
包建池，湖北孝感市大悟县某镇某村小学教师，46岁，强奸猥亵小学女生17名
蔡锦荣，陕西省眉县第五村镇某小学校长，强奸猥亵小学女生3名
施勤生，江苏溧水县荷花村小学教导主任，56岁，强奸猥亵小学女生多名
陈小庐，江西峡江县某小学教师，近60岁，强奸猥亵小学女生13名
余新基，福建省古田县西洋小学教师，59岁，强奸猥亵小学女生2名
程世俊，辽宁沈阳市苏家屯八一镇武镇营子村小学教师，20多岁，强奸猥亵小学女生6名
董衣生，江西波阳县高家岭镇站前小学教师，53岁，强奸猥亵小学女生5名
杨云仲，重庆大足县回龙镇某小学教师，40多岁，猥亵小学女生10名，包学生二奶1名
郭俊彬，福建三明三元区中村乡居阳小学校长，强奸猥亵小学女生5名
栗锋，  吉林通化二道江区二道江乡中心校教师，强奸猥亵小女学生19人
陈有海，北京通州区某小学教师，48岁，长期强奸小学女生3人
王富荣，陕西省白水县车庄村小学教师，15年强奸猥亵小学女生18人
谢光叙 ，   四川开江县梅家乡中心学校教师，48岁，强奸猥亵小学女生10多名
周某，  四川开县厚坝镇小学教师，强奸猥亵小学女生7名

苏某，  福建三明大田县上京镇隆美村小学教师，猥亵小学女生9名

刘某， 北京大兴区某镇小学教师，59岁，强奸猥亵小学女生5名
汪某，湖南南县厂窖镇某小学校长，49岁，强奸猥亵小学女生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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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一下，这些案子多有一些共同点：
一、              案发地多为偏僻山村的小学。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地方日常生活单调乏味，教师工作又比较清闲。生活一旦清闲且单调，就难保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不歪门邪道了。本来，他们可以寻找一些色情服务来发泄他们的性压抑。但这些地方又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且经济欠发达，色情服务可能很少。更何况，他们的职业也给他们施加了很大的道德压力，使得他们不敢以身犯险。
二、              犯案者多是40岁以上老教师。处于这个年龄段的男人大多已经感受到了生命力的衰败。他们在潜意识里需要证明自己的强大，延缓自身生命力的衰落。在他们眼里，女童正是生命力勃发的象征。如果能摧残女童，那将极大地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所以，老牛喜欢嫩草是有精神分析学道理的。
三、              犯案者多利用职务之便做案。长期的道德宣传使教师具有了崇高的道德声誉，学生对教师有一种几乎天生的信任感。这成了教师性犯罪的烟雾弹。他们往往摆出一副威严的样子把受害者唬住，然后作奸犯科。由此联想，几千年关于师道尊严的道德宣传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为师者不可承受之重。它要么成为教师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障碍，要么成为教师为非作歹的助手。我们可能真的需要还教师以一个平常面目。教师仅仅是一个普通人从事的普通职业，收入低微，地位不高。诸如"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之类的封号，它是担当不起的。
四、              多长期作案。这是一个惊人的共同点。有的案件竟然长达15年。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时间内连连作案竟然没有案发呢？原因当然很复杂，但其中最关键的是受害者没有报案。常见的情节有：受害者年幼无知不知道自己受到了伤害；受害者知道自己受到伤害告诉家长，但家长不相信；家长相信了但坚持私了。更有甚者，案发之后有些家长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出来作证，为的是保住孩子和家庭的"面子"。陕西省白水县车庄村小学王富荣案件被同事贺照兰揭发后，有的家长竟然指责贺多管闲事，并威胁说："孩子要是撞车死了，我就向你要人！"死要面子到了如此程度，可见中国实在是盛产阿Q和鸵鸟的地方。坚持私了就是纵容犯罪。为了自家的面子，这些家长不惜让自家孩子忍受伤害，而且放任禽兽教师继续去糟蹋别人家的孩子。这也再次说明面子的私德属性。中国人爱面子，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中国人缺乏公德，这是这些案子告诉我们的。
2004.7.6

战后，日本迅速从战争废墟中崛起，短短20多年就成了世界经济大国。现在，日本人挖空心思要从经济大国转变成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实现国家"正常化"。我们国家是死活不肯。人家小犬参拜一下靖国神社，我们抗议不断；人家出兵伊拉克，我们又表示担忧。每次外交会晤都要提醒人家深刻反省历史问题，可人家依然我行我素，白费了我们那么多口水。国内有人看抓住历史小辫子不放的办法没有效果，就提出要新思维，着眼未来，放人家一马。一时间搞的网上沸沸扬扬，浪费了更多的口水。最近，日本又一再减少对华贷款援助，并转而大量援助印度，这让我们许多愤青更加愤愤不平。

 

但是否有人想到过这样一个问题：是谁让日本强大？是谁让我们不得不在今天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坐大"？就象当年美国朝野争论"是谁让美国失去了中国"一样，我们也有必要在今天认真反省一下这个根本问题。反省清楚了，再去谈对日战略问题也不迟。

 

笔者认为，让日本迅速崛起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在20世纪40——70年代执行的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外交政策酿成了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苦果。

 

首先是我们最终放弃的高达50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不啻于给日本战后经济输血，使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获得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战争赔款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但由于各大国在获赔额度上争论不休，中国国内又忙于内战，日本对华赔款问题就拖了下来。1952年4月28日，蒋介石为了获取国际承认与日本签定和约，承认放弃战争赔款。大陆虽然屡次强调中国的索赔权。但到了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1945-1955年是日本经济恢复期。在这段时期，500亿可以拖着不用还对日本来说是多么大利好啊！要知道，到1985年底，日本的经常项目收支也只有492亿美元。

 

其次是我们选择的一边倒、以美为敌的外交战略使日本成为美国对付中、苏的桥头堡，从而让日本从美国敌人的角色一下子变成了美国盟友，日本由此获得了一个稳定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从地缘政治上讲，大凡两个大陆上的大国为敌，得利最大的往往是大陆之间的那些岛屿国家。新中国的成立给美国以极大的震惊。为了平衡新中国的诞生给资本主义阵营带来的冲击，美国就必须在远东重新扶植一个新的反共堡垒，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日本自然进入了美国的反共视野。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1951年，美国之所以急于召开旧金山会议，并签定对日和约，在赔款问题上对日极尽宽宏大量。其目的也就在于尽快重新武装日本，以此包围中、苏。美日政治关系上的这一大转变同样使日本获得巨大的经济好处。从1949年到1951年，美国以"占领地区救济基金"和"占领地区经济复兴基金"名义， 向日本提供的贷款和美援物资达23亿美元。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成了促进日本经济复兴的天赐良机。战争期间，日本对美军出口的特需收入占同期日本出口总额的一半。朝鲜战争还促使西方各国扩军备战，日本商品开始大踏步进入世界市场，整个经济生活空前活跃起来。国民生产总值在1951年度达到战前水平。而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拜我们所赐。

 

古语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对于历史，我们不能改变什么。但回顾这段历史，我们难道不汗颜吗？